1978年，在北京玉器厂将绿松石雕技艺学成之后，袁嘉骐返回自己的原单位——湖北省工艺美术厂，制作了两件绿松石雕（玉雕的一类）。第一件作品，他日夜不停地制作，花了4个月的时间，卖了2.5万元；第二件作品，为避免干扰，他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埋头雕了一年多，香港友人开出100万美元的高价想要收购它。那年，袁嘉骐23岁，月工资仅30多元。 “现在，许多玉器产品的制作时间短多了。一个电脑雕刻的玉牌，10多分钟就能出炉，可谓‘电脑牌’满天飞。”谈到如今的玉雕市场，袁嘉 ...
1978年，在北京玉器厂将绿松石雕技艺学成之后，袁嘉骐返回自己的原单位——湖北省工艺美术厂，制作了两件绿松石雕（玉雕的一类）。第一件作品，他日夜不停地制作，花了4个月的时间，卖了2.5万元；第二件作品，为避免干扰，他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埋头雕了一年多，香港友人开出100万美元的高价想要收购它。那年，袁嘉骐23岁，月工资仅30多元。
“现在，许多玉器产品的制作时间短多了。一个电脑雕刻的玉牌，10多分钟就能出炉，可谓‘电脑牌’满天飞。”谈到如今的玉雕市场，袁嘉骐颇有些无奈地说，用机械代替人工，雕刻出的产品还更精细。
“现代技术的运用，确实在业内有不少争议。作为一般性的玉器商品，机械化生产本无可厚非，但仅限于玉佩这样的小件器物。作为收藏的高端玉器，有其复杂的工艺，需要艺人精心雕琢，而这是机器难以做到的。”如今已是绿松石雕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袁嘉骐认为，对于现代技术在非遗生产性保护中的运用不能一味排斥，现代技术解决了以往手工存在的某些缺陷和短板，节约了人工成本，有其存在的价值。他说，“时代在发展，现在的生产不可能完全停留在原始的技艺上，还应适时而变。”
袁嘉骐认为，现代的工具和技术仅仅是打造作品、提高技艺的手段，非遗传承的内核更多的是传统的文化和艺术。因此，在现有的人生履历中，他对在校学艺的时光最为珍视，“玉雕是一门艺术，很感激能在学校接受专业的美学教育，要不然，我现在顶多就是个匠人。”
对比玉雕，现代技术、机械生产对黄梅挑花、汉绣等传统美术项目的冲击更大。
“这是什么挑花呀，明明就是十字绣嘛！”不了解黄梅挑花的顾客在第一次见到黄梅挑花作品时总会发出这样的质疑。从表面看来，黄梅挑花的构图和形式确实有些类似当下流行的十字绣，然而和十字绣在网格布上机械挑制不同，黄梅挑花是在传统土布上依照传承下来的针法挑出各种图案。两者的区别从作品背面看尤为突出：十字绣不讲究规律，往往疙疙瘩瘩，而黄梅挑花从背后看也依然是一幅工艺品。
因此，黄梅挑花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石九梅及其家人、徒弟面对这些顾客第一件事就是解释、澄清和比较，直到顾客恍然大悟。然而，仅仅靠有限的行内人来宣传远远不够，黄梅挑花珍贵的手工价值、工艺难度和艺术性在市场上很难得到全面体现，作品的市场价格常常被类似的机械化产品冲击，远远低于其本应具有的价值。
汉绣更是如此！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黄春萍透露，现在景区内销售的汉绣产品多是机绣，手工制作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产量和那么低的价格。
“机绣产品的存在，对我们确实有很大冲击。手工刺绣，不论是学艺还是创作都极为艰辛。如果商家用机械代替手工，采用流水线生产，把产品价格压得很低，我们这些捍卫传统的手工艺人的产品必然会受到挤压。”从事专业刺绣超过30年的黄春萍，在为汉绣迎来春天而欣喜的同时，也不免有些顾虑。
对于现代技术在汉绣中的使用，黄春萍认为，非遗保护注重传统、原生态的传承，但并非一成不变，可以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和发展，所以借用现代技术是可取的，但一定要把握度。
“非遗在生产性保护过程中，不能一味地与新技术‘绝缘’。但在制作过程中，也不能全部依赖新技术，只能利用它协助完成部分工序。不能抛弃传统的手工技艺，进而将非遗项目的本真性丢失。”黄春萍认为，汉绣需经历“以针代笔、以线代色”的人工创作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谈不上非遗产品，更难说是艺术品。
这些传承人的想法也代表了众多非遗保护工作者的心声：非遗项目在生产性保护过程中，可以适当地利用机械辅助制作，也可以在用料、用途、设计等方面有所创新，但是这类非遗项目必须保留本真的材料、传统的工艺和手工制作三个核心内容，这些万万不能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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