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木春山
在西方反对、俄罗斯支持、克里米亚人执拗的背景下，这个扼守黑海要冲的乌克兰“自治共和国”抛弃了所谓“自治区”的外衣，终于露出了民族自决的真容。对绝大部分中国人而言，或许只能作为看客关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但是对官方和学者来说，克里米亚公投对中国的影响不容小觑。
克里米亚公投以联邦主体身份加入俄罗斯的所谓国际法依据是“民族自决”权。相关资料显示，克里米亚的民族构成比较复杂，俄罗斯族占58%，这也是支持公投的绝对势力，鞑靼族、乌克兰族等8个少数民族对俄罗斯印象一般，甚至恶劣，因而抵制公投。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投法理的“民族自决”或许只是俄罗斯族的意志，不能代表克里米亚所有民族。
中国官方媒体曾经这样解释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其范围有严格的界定，即只适用于殖民地、非自治地、暂时托管地，一些被其他民族和国家兼并而原本就是独立的民族和国家，以及由于种种原因存有归属争议的领土;但不适用于历史遗留问题，不适用于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和地区问题。
之所以从乌克兰想到中国，是因为俄罗斯。
有史以来，中国人从未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公投，更别提对领土问题举行公投。仅有的一次所谓公投是被外力操纵的结果，至今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不能和不应承认的。1945年10月，在二战后流行的民族自决的口号下，外蒙古举行了一次公投，以97%赞成，3%弃权，无人反对的结果正式宣布脱离中国。此后这个国家辗转反侧数十年，和中国本土的关系若远若近，甚至兵戎相见，给中国北部安全带来过极大威胁。那次所谓的公投在很多史学家看来只能用闹剧一场来形容，是表面上打着民主的旗号，造成了中国的国土分裂的既成事实。
中国也有民族地区、还有领土争端，更有历史遗留问题。这些虽然不能全部构成公投的要件，但是并不能完全排除在某种国际事件诱因下，在某个大国的唆使、以及国际边境变化的背景下，问题的解决走向公投的可能。大国博弈中闹出来的克里米亚公投就是如此。中国当然需要提高警惕。
近百年后的克里米亚公投，如同蒙古公投附体一样，结果毫无悬念，同样也是俄罗斯在背后支持，而且是俄罗斯人几乎已经军事“占领了”克里米亚的背景下举行的公投，选举监督的一方也是亲俄势力。这与当年蒙古公投前后样态几乎毫无二致。
毋庸讳言，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所展示的国际关系行为和意识形态指向，“只会满足”其本国的国家利益，而“不会照顾”其他所谓盟友在当地的利益，更“不会考虑”到所谓盟友未来可能面临的危险与担忧。克里米亚公投上俄罗斯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就是一个明显的表征。
这就是国际政治现实。但对中国而言，说的再直白一点，俄罗斯在乌克兰和西方的博弈，其实已经触及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个利益不在美俄角逐的中东欧，而是在千里之外的远东;这个利益的时间点或许不在2014年，但却不排除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会被引爆。
那么克里米亚公投，到底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首先，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国家统一，这就意味着这种局面存在被固化的风险，而固化的手段之一，很可能就是公投。中国未统一有两层含义，一是与其他国家的领土争端还没有完全解决;二是台湾和大陆依然没有成为单一且联合的政治实体。换句话说，中国分裂的风险一直没有消除。
鉴于俄罗斯与中国在十多年前就已经签署了睦邻友好条约，该国目前从“与中国领土争端国家排行榜”的位置上消失，印度成为对华领土争端面积最大的国家。在中国看来，仅中印东段边界争端就有9万多平方公里土地的争议;但在印度看来，这里已然是印度领土。印度人早就在这里成立了一个名叫阿鲁纳恰尔邦的“省级行政单位”，50年来移民了数十万人定居，造成了事实上的“占领与管控状态”。中国民间曾有一种舆论担忧印度用公投来变相确认这种状态，在克里米亚公投后，苏格兰等地也要举行所谓独立公投的成风的政治气候下，谁知道是否会激起印度人的灵感。
台湾问题更是一直没有摆脱公投的阴影。主张独立的民进党所用的一个惯用伎俩就是挟持民意。在陈水扁主政期间，公开提到过公投独立的可能性，遭到大陆方面的严词抨击，并在随后几年出台了《反分裂国家法》来应对。中方的一个充分理由是，台湾问题不适用国际法规定的公投相关事项。《解放军报》曾公开警告，“台湾不仅是2300万台湾人的台湾，也是13亿中国人的台湾。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主权，属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事关全中国主权范围的台湾前途问题，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换句话说，台湾即使举行地位公投，也不能仅仅由台湾人投票决定，大陆人和中央政府也要参与和发声。这基本在法律层面颠覆了民进党公投独立图谋的可能。
其次，中国内部分裂主义的风险也在上升。“昆明暴恐事件”的官方定性就是分裂主义分子所为。众所周知，中国面临东突袭击的风险日益严峻，他们主张新疆独立的呼声也似乎更加急迫。此外包括西藏独立的危险也依然存在。克里米亚公投既然可以在并不完全符合国际法和正常程序的情况下，被强制推行，这会不会鼓励那些疆独和藏独分子用这种外国势力或许更能接受的“非暴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显然，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
第三，除了以上两点的实务层面的原因之外，在操作层面，克里米亚公投给中国的外交政策多少会带来影响。中国奉行了60多年的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外交之本，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石。今年正好是这一原则提出60周年。然而乌克兰问题似乎让中国处境有些尴尬。虽然中国外交高层对此事进行了原则表态，但西方媒体依然对中国的态度进行了揶揄，认为中方并非不偏不倚，一句外交部发言人所言的“事出有因”其实暗批的还是西方，倾向的还是俄罗斯的立场。
如果这次被西方广泛指责的、由俄罗斯操纵的克里米亚公投结果出炉，中国表态是“支持”的话，可能会让西方媒体的质疑声音更大。也如此前分析的那样，对本国未来的利益而言似乎也没有太多好处。如果中方表态“反对”，当然会让俄罗斯不爽。因而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一个可能是中方依然维持“中立”的外交表态。即使如此，肯定还是会被人读出一些不一样的味道。而普通中国人关心的并不是这些外交辞令，只希望官方表态不要给本国未来的施政、给老百姓的利益带来影响。
当年科索沃宣布“民族自决”独立后，中国曾表态：支持通过谈判妥善解决科索沃地位问题，反对采取单方面行动和强压解决的做法。实际上是表达了不赞成的意见。虽然科索沃与克里米亚在性质上不能完全等同，但同样是分裂所在国的行为却存在一定的可比性。因而中方最可能表现的态度，或许是仿效针对科索沃问题的表态。鉴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中国的战略伙伴，因而此种说法会让中国多少有些尴尬，但这或许是既能维护国家利益，又能平衡各方关系和国际关切的讨巧办法。
此外，应该谨慎乐观的是，中国和乌克兰局势不同，和即将举行的苏格兰公投情态也不一样。中国不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包括自治区在内的各省级行政单位没有独立的因子;中国的宪法以及相关法律也没有给某个地区以公投独立的授权。没有中央政府的允许，任何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所谓独立公投都难以被全体民众所认可。
新中国在立国之初就用千百年来的“大一统”思想和法制规约将公投之路堵死。而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上就从没有选举的民主;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短暂与不完善更是从未使真正的公投落地生根。这两者恰恰让公投这一西方现代民主形式，即使在现代中国也难以存在思想基础与现实土壤。在如今动荡的国际大势下来看，这算不算是一种幸运呢?(作者系新时社网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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