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十三日在中外记者会上谈及中国经济增速时表示，中国不片面追求GDP，但“需要贴近老百姓的GDP”，改革会触动利益、会“动奶酪”，但“为了释放改革红利，尤其是让广大人民受惠，我们义无反顾”。“我们绝不能让无家可归、因贫弃医等现象频发。”李克强说，“将心比心啊，政府工作人员应该以百姓之心为心。”这才叫以人为本！如果人民生活没有改善，GDP再多又有什么用？回到香港本地，最近有官员竟然表示“社会需要在民生影响和经济就业之间求取平衡”。经济和民生，本来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好事，为什么就变成天秤的两端，两种相冲突的力量？
借用李克强总理人本精神思路，香港其实也不需要片面的“爱国爱港”教育，但当局需要以百姓之心为心，搞好“老百姓的人心回归”。
香港回归快二十年了，但至今无论是政府还是所谓的“建制派”，在有关香港重大问题进行表述的时候，提法常常还是不准确。这些表述涉及我们对香港作为歷史遗留问题的基本立场，对其认识的偏差影响到工作方式，因而严重影响了民心回归的进程。
退休不久的中联办副主任王凤超，在2012年9期《同舟共进》发表了文章“关于香港问题的几个重要提法”，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中国从未丧失对香港主权
根据王凤超的文章，中英谈判初期，中方曾用过“主权回归”、“主权移交”等提法，但随?中方对香港问题认识的深化，表述被修正为“收回香港地区，恢復行使主权”，以更准确反映我国不承认三条不平等条约的立场，即中国从未丧失对香港的主权，也从来没有把香港的主权给过英国。据此，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双方在香港举行的是“政权交接”仪式，而非“主权交接”仪式。一般也不再提“主权移交”、“主权回归”等。
王凤超进一步提醒我们，“殖民地是因外国管治而丧失了主权的国家，而中国从未丧失对港、澳地区的主权，殖民地概念并不适用于香港、澳门”。正因为这个原因，联合国大会1972年以99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相应的决议，确认了中国对香港、澳门的立场和要求，从殖民地名单上删去了香港和澳门的名字。
既然对于主权问题，我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形成了官方统一的表述，为什么2007年的时候香港各界会搞出一个“香港主权移交十周年大会”？既然中国不承认香港是殖民地，而这个主张也得到联合国大会支持，为什么特区政府和很多“爱国爱港”媒体和组织，仍然天天讲“殖民地时期”、“殖民地政府”？
王凤超特别反对把香港，特别是回归祖国以后的香港特区，称为“境外”。他提醒我们，孙中山等于1895年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香港兴中会章程》第一条就写明：“本会名曰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眼里，香港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即使在英国佔领香港的清朝时期，也是在“中国境内”。回归以后，香港反而变成“境外”，真是匪夷所思。
王凤超提到的这些怪现象，我们需要深思。必须要补充的是，语言不只是修辞，它也有物质性的力量。把香港视作“境外”，并不是单纯某些文人意识形态的反映，它背后是国家的对港政策。内地很多酒店，尤其是比较廉价的，只能招待“内宾”，不能招待“外宾”；而港人往往就被当作外宾。这里头牵涉什么国家规定和政策我搞不清楚，但对内地和香港的老百姓来讲，这就是告诉他们香港人不是中国人，是“外人”。
香港人在内地行走，没有“二代身份证”，会出其他各种各样的麻烦。内地大部分的电脑系统，无论是政府的还是企业的，都只是为内地身份证号码而设计，回乡证号码根本输入不进去。从去医院做体检，到去交通管理局领驾照，低级别一点的（如乙等、县级）单位都不能为港人服务。
甚至在商业境域，最近很火的各种理财“宝”类产品，使用简单、回报高、入场费低，吸引了上亿国人投资。但对于港人来说，当中的实名认证步骤却成为了入场的最大障碍。因为不论支付宝还是“微信”，开通有关的投资功能，都只接纳拥有内地身份证人士的实名认证。
又例如在大陆流行的许多高质素中外电视剧、电影、体育运动等节目，在香港往往因为版权问题不能收看。这表面上是商业行为，但背后应该是国家市场关系、文化政策和软实力输出等更大的战略考虑。这里同样视港人为“外人”。
应成立国民平等机会委员会
上面讲的例子，港人“吃亏”，但另一些方面，港人又看似在享受着很多的“优惠政策”。港人可以随时回内地，但内地人则需要申请签证，这些“特殊待遇”，在内地也引起非议。但无论是自由出入的“超国民待遇”，还是不能使用网上理财的“次国民待遇”，都在在凸显出港人和其他中国人的“不同”。
一国两制强调的就是差异，但差异的存在必须是合理的。我们应该成立“国民平等机会委员会”，确保除非有特别的原因和需要，全部中国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各种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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