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文物保护法》修法自2013年启动以来，国家文物局组织20家单位，对25个问题开展了研究。今年又归纳出12个重点和难题，委托13家单位继续研究。
《文物保护法》1982年颁布实施，是我国文物保护领域的第一部法律。2002年，《文物保护法》经过全面修订，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制定发布与文物保护和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总数已经超过600项，基本覆盖了文物工作的各个重要方面。”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说。
文物法制建设目前面临诸多新课题，励小捷介绍，一是文物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健全，部分领域存在立法空白。比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流失文物的追索等方面，至今尚未出台相应的法规。与文物法律配套的法规、规章数量仍然偏少，有的层级过低，许多规定还缺乏具体可操作的细则。
二是文物法律法规内容还不完善，影响文物的有效保护和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励小捷举例说，比如实践中已经比较成熟的文物新类型未列入法律法规范围，现行法律法规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措施还不够细致，文物违法责任与文物保护的严峻形势还不相适应等。
此外，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与其他法律法规之间还不够协调，影响了效率。
励小捷指出，修法的原则即开门立法，在修法全过程中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整体规范，突破部门立法的局限，增强法律规定的普遍适用性。
专家指出，近年来，在大遗址保护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地下文物埋藏区、博物馆免费开放和水平提升、社会文物管理等方面，我国都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这些被实践证明成功的经验和做法，需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针对文物保护中执法不力的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教授高利红提出，“要把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放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思考，政府不仅是管理主体、也是所有权主体，当文物价值受到损害时，不仅可以要求行政处罚，也可以请求民事赔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保华也指出，各级政府要切实承担起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部门应当承担起执法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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