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反对派道德高地已坍塌

　　长期以来，关于香港政治形成一个颇顽固的迷思──要求尽早在香港实行普选的“拒中抗共”势力佔据了政治道德高地，而要求从香港实际情况出发、循序渐进推动政制民主化、最终实现普选的爱国爱港阵营则处于政治道德的低地；作出这一评判和支持这一迷思的依据是所谓“普世价值”即西方民主政治及其相应政治理念。

　　认清上述迷思，首先需要树立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类文明发展史证明西方民主政治及其相应政治理念不是“普世价值”，人类文明包括现代政治文明具有多样性，固然有共通的若干最基本元素，却以各具特色的形态呈现；二是伦敦在香港回归前人为炮製民主之路与回归之路的分歧和对立，因此，香港特别行政区推进民主政制必须同促进香港居民人心回归相协调。树立了这两个基本观点，就容易明白长期以来关于香港政治道德及其高地的标准是不成立的。

　　披“民主”外衣追逐私利

　　诚然，这两个观点不容易树立，因为，西方意识形态在香港根深蒂固。然而，最近，香港政局演变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帮助，那就是：反对派政治团体、政治人物纷纷暴露各自从政均是以追逐私利为上，将他们挂在口头和写在书面的华丽装饰剥落殆尽。

　　5月6日晚，“佔中”商讨日三，人民力量、社民连等反对派激进团体以突袭方式，製造民意支持，选出3个都含“公民提名”政改方案交6月22日电子投票，而将其他所谓温和反对派的方案全部打入冷宫。有人以为，这是反对派“激进”与“温和”两股势力决裂的象徵。吴志森在5月14日《明报》A28“观点”版发表《普选方案的结果已经写在墙上》提出来另一种解释：“真普选联盟面临瓦解，相信没有多少人会感到意外。这个组织，未开始就同床异梦貌合神离。”“所谓泛民也各怀鬼胎各有自己的盘算。诚如一位努力撮合各方力量的民主派中人所言，泛民私心太重，第一考虑是自己，第二考虑是所属的党派组织，所谓大局观念，根本不存在。这个观察和体会，相当准确，情况比30年前更为严重，香港民主运动走到今天如斯田地，不是没有原因的。”

　　准确地说，反对派政治团体、政治人物是在“民主”漂亮外衣遮盖下追求个人和所属小团体的私利。按前两个观点衡量，他们没有佔据政治道德高地。按他们的真实动机和目的衡量，他们是否达到一般道德水准都存疑。

　　有人也许会诘问：为何反对派至今仍取得香港多数选民支持？因为，香港多数选民除了仍然相信西方政治制度及其相应政治理念，还同样为私利所困，不以为追逐私利为上是一种应予批评的现象。

　　香港长期是一个商业社会，又受英国殖民管治长达一个半世纪，这两项歷史条件对于特区政治（包括政党政治和居民政治意识、作风）影响至深是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的。

　　于是，当陈方安生在5月的前半个月俨然以筹组“温和民主派”的主要领袖自居而频频亮相时，明眼人一眼洞穿，那是一位“过气”政治人物竭力争取“政治第二春”，并非香港政局“峰迴路转”的前奏。

　　5月1日，陈方安生接受媒体访问时称，“香港2020”方案、18学者和公民党汤家骅方案有共同点，“不排除考虑整合”。但是，翌日，她改口称，现时不必整合方案，而是需要就普选提出重要原则。

　　借“整合”博取政治曝光

　　5月12日，陈方安生又称，会与意见相合、方案有共通点的“泛民主派”商讨糅合方案，她点名公民党、民主党、工党合作空间非常大。5月14日，她会晤被视为“温和民主派”的汤家骅、冯检基、梁继昌、莫乃光、李国麟等立法会议员以及18学者的一名代表。但是，主张“三轨制”的公民党、民主党和工党，不可能同“香港2020”方案、18学者方案和汤家骅方案整合。陈方安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似乎予人以“大义凛然”之印象，其实，是在博取政治曝光。

　　当然，也有人企图力挽反对派狂澜于既倒。例如《明报》。5月9日社评《鸽派应与鹰派分道扬镳 消除逼登激进战车险境》称：“佔中投票结果，中间温和方案全部被排挤出局，激进势力声势大涨”；“政治光谱的中间力量，本来最大块，人数也最多，在政改讨论理应佔居主流位置，但是事态发展，中间力量被挤压得失去了话语权”，“泛民阵营的温和派是中间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有责任调整身段，重新投入政改讨论。”敦促“泛民温和党派应该退出真普联，与激进势力切割”。5月11日《明报》头版头条通栏大字标题报导一则具推测性的新闻：“民主党拟退出真普联，或另组平台”，同时称“陈方安生冀温和派糅合共同方案”。这究竟是政治的天真抑或政治的蛊惑？

　　吴志森5月14日文章固然不脱其一贯立场称“中共的统战攻势和打击力量愈来愈厉害”，但同时承认“民主派进一步溃散日趋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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