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安生前日与法律界成员会面时，突然一改立场，从以往否认并批评“6．22电子投票”的态度，一百八十度改为积极“呼吁大家去投票”。以陈方安生如今日渐低落的政治影响力而言，她的转軚到底能起多大作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她为什么这么做？联繫到陈日君、李柱铭、黎智英等人近期的言行，其实不难发现，这又是一场“政坛四人帮”的集体行动，所体现出来的，是幕后的境外政治势力正在发功，不惜一切代价要催谷“电子投票”以为“佔中”作好必要的准备。
“四人帮”密会后集体行动
这种转軚固然来得有些突然，但并非完全无迹可寻。与她同辈的“民主大佬”们，过去一週以来，都已作出同样的政治表态。例如，陈日君的言论连续多天出现在《苹果》的重要版面，声称会以年近八十的老迈之躯去参与“绝食”，并提出“十八区毅行”的宗教介入政治的另类鼓动“佔中”行动。其后“民主教父”李柱铭则十分适时地作出配合，声称“绝食”与“毅行”是绝佳行动，可以凝聚到“泛民”团结力量。而陈、李二人的声音之所以能出来，完全是黎智英的密切配合之下实现。
由此而见，陈日君、李柱铭、黎智英、陈方安生四人必定有过“密会”，在一个密室之内，就“佔中商讨日”之后的“泛民”形势进行了“深入探讨”，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已经达成了一致共识，因为眼下的这些事例已是最好的证明。问题在于，如果背后没有“高人”提点，“四人帮”又如何能以这种形态“团结”出来发声？
在5月7日，陈方安生日以“香港2020”的名义发出声明，指“佔领中环”行动于“商讨日”中选出三个性质相似的行政长官普选方案，将令“电子公投”中缺乏真正选择。参与“商讨日”只侷限于同意“佔中”的社会运动活跃分子，并不是香港全部市民的合理缩影，由此而产生的三个方案都不能反映全港不同政治倾向的多种选择。因此，6月22日全港投票亦不是一个能反映社会各种不同政治取向的真正选举。
陈方安生并进一步指出，由于经确认的三个方案都包含公民提名行政长官的机制，这个选举结果难免会将很大部分不愿意与中央政府对抗的市民排拒于运动之外。她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不参加投票”，但如此罕见的针对“泛民”内部的批评声明，已足够说明了她的态度。甚至于，在5月14日，她还主动邀请其他温和“泛民”开会，意图建立一个“新的政改平台”，她已有与“电子投票”分道扬镳的具体行动。
然而，不过是一週之后，在5月22日，她与十多名法律界选委会面，包括大律师公会前主席陈景生、法律界议员郭荣铿和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等。在会后被问到为何立场上有改变，她回应说：“我不是说6．22不是一个真正的选举。”指待政府公佈其方案后，会要求“佔中”举行第二轮民间投票让市民表态。又称，认同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的意见，指6．22的投票意义远超过单纯就3个方案表决，更重要是市民凭手上一票向中央和港府表达对民主普选方案的渴求云云。
警惕反对派“狗急跳墙”
陈日君、李柱铭、《苹果》的密切配合，再加上陈方安生的表态，一股新的由上至下的“泛民内部共识”正在形成。可想而知，未来一段时间，直到6月22日，反对派将利用一切可用的资源，开足马力全力以赴，甚至不计代价，要全力催谷投票率。
事实上，“四人帮”的这种言行举动实在够讽刺，反对派不是强调市民有足够的民主追求吗？不是说有数百万市民支持他们吗？为何连一个“支持民主的原则方案”都不愿意去投票？这种现象岂不在说明，反对派的主张正在被选民尤其是其自身支持者所背离？
显而易见，眼前的形势对反对派来说足以称得上是“十分严峻”，甚至可以说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理由很简单，反对派将所有资源孤注一掷投入到“佔中”当中，原本预期可以在政改期间达到威逼中央、最后关头产生决定性作用，但“商讨日”完全将事情搞砸，“泛民”内部分裂公开化，支持者四分五裂，不仅原本算盘打不响，反倒“偷鸡不成蚀把米”，随时可能输得彻底。因此，为了脸上好过一些，也为了向背后政治势力有一个交代，“四人帮”必须有所表示。在他们眼中，“投票率愈高愈好，否则而若投票率低会令中央以为市民愿意接受一个有筛选的方案”。
无论“四人帮”是否同意，当前反对派的混乱局面完全是内部一手造成的。真普联名存实亡，“电子投票”危机四伏，政改大势已经形成，反对派完全站在一个与市民对立的位置。但所谓狗急也会跳墙，需高度警惕的是，为求达到目的，“四人帮”以及背后的境外政治势力必定会採取更多的政治手段，激化社会矛盾，製造更多的内斗，甚至美国当局也可能适时地“发声”作出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