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復兴的漫长路程，现在再次来到另一个关键时刻。1978年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高速发展，国民生活普遍得到大幅改善，这些卓越的成就，在国际上绽放异彩。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下来，一些发展引发的弊端我们已经不能不正视。经济发展需要再上一个台阶，人民要求更平等的、更具包容性的（inclusive）、可持续的优质经济增长。这些趋势，都呼唤?中央政府深化改革的政策。
同一时间，几千年以来中国当权者为人民诟病的贪腐问题，在中国已成为成熟现代国家的今天，有望获得根本性的改善。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治理能力的建设，而贪腐正是现代化治理的最大障碍。与以前“运动式”的短期反贪不同，公民社会和互联网的兴起，赋予人民更大的舆论监督权力，让持续性和制度性的反贪腐变得更有可能。当顶层设计和基层意愿配合，技术进步又为社会生活带来深刻变化，中国贪腐即使不能被根除，至少也会随?经济和社会进入另一个发展阶段而变得不普遍。因为贪婪，人类社会总有腐败：美国也有腐败，只是形式不一样。最近开审的许仕仁案亦提醒我们，今天被“本土派”神化了的港英时代公务员也不是圣人。
要深化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免不了要放权让利，对中央的新政策，它们自然有牴触。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也是贪腐的重灾区，反贪腐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往往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是同一回事。在“老虎和苍蝇一起打”的精神下，很多高官因贪腐问题下马，其他有问题的官员莫不胆颤心惊。每天翻看海外报章，不是“习近平反贪能走多远？”就是“反贪不过是打击对手的政治斗争”。反贪不但困难而且危险，不成功便成仁，但作为正直的中国人，我们是抱?旁观者心态评头论足，还是义无反顾支持习近平打击既得利益集团，这是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个选择。作为中国的香港人，我们更要思考香港在反贪和深化改革之中的独特角色。
港人被殖民地教育和宣传洗脑，认为政治就是坏事，政治斗争更是要不得。如果反贪需要透过政治斗争进行，过程需要动员群众，结果是当权者的政敌下台，就是“搞文革”了，就不应该进行了。这种可笑的乡愿思维，在香港十分普遍。因为港人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政治教育，才会在简单空洞的“普世价值”论述前毫无免疫能力。就是因为没有政治，所以才会“过度政治化”，这是最基础的辩证思维。
在中国内部面对严峻的转型考验的同时，美国亦开始从中东抽身“重返亚洲”，为保护自己苟延残喘的霸权，加大力度抑制中国发展。中美关系的动态发展急速重塑区域地缘政治，我们初步可以聚焦以下几个方面。政治上，美国加大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积极培养和支持中国内部的反对力量。香港普选问题，因此也成为中美角力的战场之一。经济方面，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为首的一系列政策，都是为了减低其他国家对中国贸易的依存度，这也有利于巩固美元的地位。军事上，美国支持东海和南海的国家在领土等问题上挑衅中国，牵制中国的注意力和资源。
面对国内和国际问题的双重压力，中央政府不得不硬，也不得不在广义上“往左走”。现在看来，挑战虽然艰难，但中央政府获得最后胜利的可能仍然颇高，而这个胜利是对人民有利的。地缘政治问题，由于美国没有出兵支持盟友的决心，成不了气候，但区域内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可能性甚高，最近我国和越南的冲突，基本上印证了这个观点。因此问题关键，还是在国家内部。“外因透过内因起作用”，也就是这个意思。
国内“往左走”，调整发展方向，开放和安全二者的考虑会进入新的平衡。年初，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财长会议地点从香港转为北京，是一个徵兆。
财政部会计司五月时印发《会计师事务所跨境执行审计业务暂行规定（徵求意见稿）》，引来本港会计界极大反响。该意见稿建议，内地企业在境外上市，具体核数工作必须由内地会计师处理。如果有关政策按意见稿落实，香港会计师的生计会大受影响。
港人还要注意另一条英国《金融时报》5月26日的消息，报导称在5月19日美方指控中国军官进行网络间谍活动几天后，中国政府通知所有国企断绝与麦肯锡、BCG等美国谘询公司业务往来，因为担心这些谘询机构会向美国政府洩露交易机密。
这些种种，显示出香港作为中介角色出现了新的尴尬。吕大乐兄就正确地指出：“香港社会与香港人的假设，基本上是未有预见将来有一天，国家经济会成为一个庞大的实体，并且产生一种‘以我为主’的想法，将外来的、世界的东西转化为本地的新版本。中国式的与世界接轨，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衔接，而不是单向的视国际性的、全球化的为最重要的标准。”
香港政府继续强调香港老一套的“优势”和“先进”，已经跟不上形势，只会耽误港前途。它应该带领港市民，重新思考在国内外新形势下，香港可以怎样增值自己，继续当一个新时代中称职的中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