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晚的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强製表决”新界东北发展前期拨款，艰难通过。此次审议实践表明香港立法会的“拉布”愈演愈烈，常规议事程式已无法有效支持理性审议与正当表决。反对派议员激烈“拉布”，会议几近瘫痪。建制派议员指责主席吴亮星执法软弱，延误表决。吴亮星于会议后期果断运用“议长员警权”驱逐“行为不检”之议员，简化最终辩论程式，强制推动表决，使拨款案顺利通过。
对于表决结果，建制派认为“剪布”得当，民生利益获得保障，民主程式得保尊严与效力。反对派则义愤填膺，指称吴亮星滥用职权，议事与表决程式不合法，威胁启动司法覆核予以全盘推翻。
艰难“剪布”只是新界东北拨款案的尾声，前期曾引发多轮惨烈“拉布”和抗议民众冲击立法会事件，几乎重演台湾“佔领立法院”故事。场内拉布与场外抗议并举，所折射的是香港民主化过程的精神危机，即以抽象普世价值、议会程式主义和广场民粹主义激进“瘫痪”特区政府常规管治体系，渲染政府“民主认受性”低落印象，为泛民派的政治进取赢得最大化空间。
“剪布”尚难疏解民主危机
随著“双普选”的临近，港式民主呈现出一种从市民精神到议员言行的“躁动”情绪，对于“功能代表制”下的政府管治正当性与认受性逐渐表现出一种“不耐烦”倾向，主张一次性废除功能组别，追求纯粹民主制的政治理想。在此背景下，任何一项哪怕是公益性突出的政府专案都可能成为“拉布”对象。吴亮星艰难“剪布”赢得了个案胜利，但这只是“前期拨款”，整个专案工程还将遭受全程“狙击”，后续“拉布”与现场抗议将不可避免，甚至还可能直接遭遇近期的“司法覆核”之忧。
香港的学生政治早已走出校园，不仅形成了“学民思潮”、“学联”等正式政治团体，培育了“未够秤”的“少年民主党”，将广场民主思潮带入大学以下的校园和基层社会，更是积极关注和参与政治谘询、电子“公投”和佔领中环动员。这些在“民主”意念与旗帜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对于“爱国爱港”的大共同体伦理、“功能代表制”的精英理性、香港民主的地方性与制度边界、香港的中国性与国际性的平衡并无特别的理解与认同，而是“一路向西”追逐民主的普世理想。近者光荣自保，远者反哺大陆。这是基本法下的香港民主秩序遭遇的更深层精神挑战。
此次新界东北拨款案就处于这样的民主化浪潮与漩涡之中，且与近期的白皮书事件、“佔中公投”等议题合流，声势更强。吴亮星的“快刀斩乱麻”只是个案胜利，只是新界东北工程专案的阶段性推进，不可能疏解港式民主的深层精神危机，一种逸出法治轨道和理性限度的激进主义危机。
在香港民主转型遭遇激进主义精神困扰时，立法会议员的整体理性与个体自觉便成为民主成熟的主要尺规。然而，此次异常惨烈的“拉布”与“剪布”之争折射出部分立法会议员对法治和公益的漠视，以一种凡俗化的经验主义和程式主义观点看待自身的职责与代表性，而且以一种表现主义的“议场广场化”样式极大削弱了议会审议程式的理性特徵与议事效率，阻断了议会整体通过理性辩论与公开交流达成“公益性共识”的制度预期。
此次吴亮星执法中多次以“行为不检”为由驱逐反对派议员，有一定道理。个别议员的“行为不检”尽管在其个人政治考量和相关选民眼中是绩优表现，但对于立法会整体和香港选民整体而言却是不良表现。更关键的是，议员花样翻新的“不检”行为严重恶化了议会审议的理性氛围与公共性追求。
议员言行是民主成熟尺规
论者也许会以台湾地区立法院相似行为佐证，但那绝对不应是民主的榜样，而只能是反例。代议民主传统悠久的英美系民主，议员尽管也有著适应大众化社会的表演成分，但理性、公共性和贵族式责任感仍然构成基本的美德与传统制约。后发民主社会缺乏这样的美德制约，但不等于可以放任一种不健康的经验主义和程式主义表现，可以罔顾公益和法治，可以滥用由全体选民买单的特权和程式便利，而忘记了什么才是优质的代议民主和议员责任。
新界东北拨款案已经通过，但所折射的港式民主精神危机并未消解。在民主转型的“泛政治化”时代，公益和法治有可能在场内拉布和场外抗议的夹击之下遭受重创。如果港式民主盯准的只是当代民主尤其是后发民主中的经验主义和程式主义特徵，以之为模范，形成场内恶意“拉布”和场外无序抗争的“两极化”民主形态，则香港的法治、民主、人权、商业文明乃至于央港关系都将遭受严峻挑战。现代政治看议会，议会权威看议员，议员表现是民主社会的成熟尺规。以此对照，拨款案无论是作为建制派的个案胜利，还是作为泛民派的“拉布”失利和激烈反弹（司法覆核），都生动表现并扩大而不是有效弥合了港式民主转型的精神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