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四，立法会举行行政长官答问大会。议员黄毓民朝特首掷玻璃杯，将“暴力文化”演绎到极致，一众反对派议员则杯葛特首答问大会，拉队离场，将对抗演绎到前所未有程度，从“拉布”跨越到“拉队”。事后，民主党主席刘慧卿拉长脸说“行政立法关系濒临崩溃边缘”，显然是蛊惑人心、夸大其辞，但事件不寻常，表明行政立法关系又亮红灯，却是事实。
反对派破坏行政立法关系
朝特首掷玻璃杯的暴力行为，在特首办报警后，警方已介入调查，并列作“普通袭击案”处理。一众反对派议员忙不叠与“暴力文化”划线，声称与他们的抗争无关并“谴责”暴力行径。
纵然议事大堂内四散的玻璃碎片只是激进议员的个人行为，与一众离场的反对派无直接关系。然而，如此极端行为并不是孤立而生的，它是立法会内“暴力文化”滋长蔓延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行政立法机构对抗加剧、关系恶化的具体表现形式。这样的结果和表现形式，与一众反对派议员不断製造行政立法紧张关系，故意拖延政府施政进度，甚至公开羞辱行政长官和政府官员，纵容、怂恿和支持“暴力文化”并非毫无关系。可以说，四散的玻璃碎片折射出的，是反对派议员“不合作”、有意损毁政府威信，甚至瘫痪或半瘫痪政府的企图。在香港政改进入关键期的当下，这种企图也就变得愈发强烈、愈发明显。
反对派在立法会议席中只佔三分之一强，可是破坏行政立法“合作”、製造紧张关系的能量却大得吓人。一些人还常常把抱怨行政立法关系挂在嘴边，似乎梁振英领导的行政机关短视、无能、不识做，责任在政府一边。在他们看来，立法会内议员的举牌、掷物、羞辱，议事过程中的离场、拉布、流会都是政府的错，是不尊重立法会、不尊重议员的结果。可是，事实又如何呢？
特首梁振英从当选的那一天起，就提出“香港营”概念，在自己的网誌上提到：“我重视与立法会的关系，改善政府和来届立法会的关系仍然是我的重要工作之一。”两年多来，一直朝著这个目标探索迈进。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凡事不能一厢情愿，人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特首俯下身，从地上拾起一块差点要划伤自己的玻璃碎片，并轻轻地把它放在议事大堂讲台上；是政务司司长在立法会遭受“掷汽油弹”的威吓；是财政司司长无奈地在网誌上几近乞求地要反对派议员停止“拉布”。人们还看到：反对派议员在梁振英跨入议事大堂尚未开口时，就群起围攻，举牌抗议，随后又拉队离场；议员梁国雄因冲击政府举办的谘询会被判监，却作出胜利的手势；立法会的“拉布”愈演愈烈，涉及的项目广泛，所作“修订”由最初的百条千条增加至上万条，达到登峰造极地步。显而易见，对行政立法关系紧张并不断恶化的现实状况，反对派议员尤其是那些激进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立法会应当尽快亡羊补牢
行政、立法和司法是香港社会得以顺利运转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持稳定繁荣的中枢神经系统。行政立法的合作，是“三权合作”的关键。政改正进入关键时期，政府就政改方案的谘询，第一阶段已经结束，第二阶段即将开始。能否顺利实现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政府提出的最终方案能否闯过立法会这一关无疑是关键。在这样的时刻，行政立法关系又亮红灯，不能不令人增添几丝忧愁。
在普选问题上，围绕著政改方案，一场暴风雨来临不可避免。反对派“佔领中环”的声音越叫越响，对《白皮书》的论争毫无息止痕迹，反对派操弄“全民投票”以及“七一游行”，所传递的信息，都是风暴即将来临的先兆，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这大背景下，立法会自然是一个聚焦点，反对派的缠斗，激进派的表演，自然也就异常活跃。
对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香港市民大众抱著极大期待。反对派不要错误地估计形势，即使“全民投票”有七十多万的点击率，“七一游行”达十万之众，所能体现出的真实民意，只是期待早日实现普选的愿望而其他毕竟都不是主流。错误估计当前形势，在立法会变本加利与政府对抗，最终将会令反对派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激进者，失民心并下不来台。
特首办在梁振英于立法会答问大会结束后发表声明，重申政府在政改问题上的立场，并对反对派议员的拉队离场和有人向特首掷玻璃杯表示遗憾，希望立法会完善议事规则，避免再出现类似的状况。这表明政府推动政改的决心和信心仍然没有改变，改善行政立法关系的努力不会停止。故此，立法会运作的规范与效能的提高，便是改善行政立法关系的要旨，迫在眉睫。不能对兴风作浪，千方百计阻挠政府顺利施政，企图最终瘫痪或半瘫痪政府的反对派议员宽容，修订规则再困难也要做。立会玻璃碎片已经刺痛了港人心，应当尽快亡羊补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