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乡村环境面临的形势较为严峻。有的乡村环境污染较重，一些污染正在经历“从城市到乡村”的转移和转嫁；有的乡村生态环境破坏大，环境质量恶化；一些农民环境维权通道不畅、环境合法权益难以救济。有效解决这些环境建设中的问题，成为建设美丽乡村的关键。而法律在有效解决这些难题中能够发挥重要推动和保障作用。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健全相关法律制度，促进农民与市民平等享有环境权益并承担环境义务；在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受到平等的对待和进行实质的参与。此处的平等，应当以起点的、机会的和形式的平等为基础，兼顾结果的和实质的平等。此处的实质，是指农民能够真正参与到各种环境决策中去，并且有相应的制度和法律来保障其知情权和参与权。为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完善乡村环境立法。一方面，将现有规定较为原则的乡村环境法律细化、具体化，保障其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及时填补一些重要环境领域内的立法空白，比如乡村饮用水源地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土壤、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污染防治，乡村生活废弃物、农用薄膜等农业废弃物的污染防治等。当前，应以刚刚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的通过为契机，将已确立的加强城乡统筹、提高乡村环境保护公共服务水平、推动乡村环境综合整治、科学种植和养殖等为思路，以修改和出台相应的单行法律法规等为途径，细化各种具体的制度安排，遇“空白”则填补、遇“差别”则抹平，积极回应和破解乡村环境建设遇到的难题。
建立高效的乡村环境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这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认真贯彻落实好这一精神。目前，我国乡村的环境管理体制存在监管缺位和监管错位的问题。乡村环境管理工作一般是由县级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然而，由于资金限制、执法力量薄弱等因素，大部分乡村并没有建立专门的或者派出的环保机构，无法进行日常性的监管和应对环境突发事件；即便建立起相应的组织机构，囿于相对分散的环境管理体制，乡村环境管理的有权主体较多，相互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不畅，权力交叉、重叠和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管理效果大打折扣。对此，应在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下，在尊重生态保护统一性的基础上，科学设定环境管理职权，合理划定权力边界；积极尝试跨行政区划的环境区划管理；加强乡村的环境自治；协调国家环境管理与乡村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
健全农民环境权益救济机制。环境权益，是指公民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的权利。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缺乏多元化的、较为顺畅的救济途径，农民在环境资源保护中的权益一旦遭受侵害，寻求救济、得到补偿的困难较大。如果农民的正当诉求长期无法得到基本满足，极易引发非理性的群体性事件。因此，应尽快健全合理有效的救济与补偿机制，从制度和法律层面保障受到不平等待遇群体的环境权益。具体包括提倡调解、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的乡村环境纠纷解决模式；加强对涉农因素的着重保护和乡村环境生态功能的优先保护；探索设置涉农法庭和环保法庭，寻求乡村环境诉讼的专门化解决；推动乡村环境公益诉讼工作发展，维护农民的环境权益，预防和减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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