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北京举行。
文/刘畅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北京举行，届时，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将再度聚首，畅谈中美关系发展及地区与世界格局。
近几年来，有关“中美能否在亚太和平共存”、“新型大国关系到底是什么”等问题的争论，已经成为世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但问题在于，“和平”的定义是什么？如果只是两国之间不爆发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美苏在冷战期间的关系也是“和平”的，但那种危机频仍和矛盾不断的“冷和平”难道真的是“新型大国关系”的题中之义吗？习主席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理念的经典诠释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是三个层层递进的逻辑，首要的就是实现不冲突、不对抗，但中美关系目前的迹象似乎让人有些担忧，严重的危机似乎迫在眉睫，在某种程度上，两国甚至连这个初级要求都未达到。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表现出的是两国“战略目标的趋异”和“战术行为的趋同”。在战略目标上，中美两国存在明显不同。美国总体的全球战略是收缩性的，在亚太方面也不例外，它的根本目标是维持自己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维持现有的安全架构格局，而非大规模地变更和调整地区均势，也并不寻求对中国从内部和外部进行根本性的演变。
中国的目标则在于，它既希望成长为地区大国，在亚洲赢得安全、信任、尊重和自身合法的领土与主权权益，并能限抵制美国在亚太的联盟体系对自己在安全上的威胁，但又并不寻求从根本上推翻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要与美国合作处理亚洲安全事务。
虽然两国在战略目标上趋异，但两国似乎都在采取类似的战术，即“以攻代守”，或曰“进攻性防御”。中国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它正不断强化对“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战术的践行，如划定东海防识区、严格执行对进入防识区的外国飞行器的拦截、以及对钓鱼岛海域和南海一些岛屿频繁的巡航等；
美国方面，它不断在次数和力度上加强对中国领海领空的“抵近侦察”，并通过为盟国和伙伴提供训练和支援、为联合部队提供关键性支援、将远征作战力量投放到战区内、构建新的常规威慑等方式来不断强化自己在亚太的前沿军事存在。总之，短期内，双方“以攻为守”的战术行动却有可能激化矛盾和摩擦，给两国关系和地区和平带来更多不确定影响。
要跳出中美关系“紧张-缓和”状态的循环逻辑，需要我们不仅要强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物质性权力，更要重视规则性权力的塑造。
所谓物质性权力，通俗而言就是GDP总量多少、军队实力如何等，对这种权力的竞争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之一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冲突和对抗。
而“规则性权力”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在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建立起一种基于相互认同的规则的稳定联系，通过这种联系，两个国家能逐步实现角色趋同，双方相互将对方视为朋友和伙伴，而非敌人和对手。
规则性权力的塑造有赖于“集体身份”的构建，它最直接地来源于两国在各层次各领域不断加深的相互依存水平。同时，两国需要在发现共同利益和抑制共同威胁两方面加深互动，培育双方共有的历史使命感和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共同责任感。就目前而言，也许更为紧迫的，是中美双方要达成某种战略再保证，双方切实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
总之“集体身份”和“规则性权力”的建构，有利于两国实现角色感知的趋同，并由此促进“合作共赢”的实现，引导中美关系由“消极互信”（基于相互确保制衡或摧毁的互信）演进为“积极互信”（基于共同认准的合作规范），实现两国关系由“物质性权力导向型”升华为“规则性权力导向型”。
中国正逐渐由一个地区机制的积极参与者转变为一个主动塑造地区规则体系的领导力量，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规则性权力的能量。
经济上，中国希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成为自己所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典范，以此带动同日本和韩国自贸区的建设，并大力推进“一路一带”的全面建设；
安全上，中国在巩固和完善以上海合作组织（SCO）为代表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基础上，正更多地参与到亚洲地区安全架构的建设中，并提出自己的“亚洲新安全观”，努力在理念和规则方面引导亚洲地区安全机制的塑造；
政治上，中国一方面坚持同美国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上协调努力，另一方面提出“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对此不断进行多方位阐述和理念建构。
总之，中美需要在共同关心的核心领域（如市场开放、网络安全、海上安全）一同建立具有普遍性的规则体系，主动把两国放进规则的“金丝笼”中，这也是让其他国家放心的一个积极信号。更重要的是，规则的力量在于解释，中美需要相互调和各自对于规则的理解和解释，使之成为两国乃至其他国家都能普遍接受的制度性权力，以新规则重塑制度，以新制度造就新秩序。(作者是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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