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之平
违法“占领运动”清场在即，一直以来鼓动“占中”最卖力的戴耀廷教授，“临尾都要攞身彩”，11月14日在报章上撰文《勿忘初衷 公民抗命》。纵观全文，他所谓的“初衷”，不再是宣扬骗人的“爱与和平”，也没有谈及“占中”如何收场这种迫切的现实问题，却还是在胡诌“公民抗命”的歪论，言下之意，似是在为不肯退场的占领人士“注入兴奋剂”，呼吁他们要坚持再坚持歪理，而且他们的所谓“付出”也是值得的。显然，戴耀廷的文章对“占中”的和平落幕毫无帮助，活脱脱是一篇鼓动违法占领人士的“战斗檄文”。
作为堂堂的教授，戴耀廷怎么可能会不知道现在的“占中”早已离题万丈，失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说好了静坐抗议，到最后还不是暴力对抗；说好了“手翘手”被拘捕的场景一直没有出现过，取而代之的却是讲得绘声绘影的所谓“自首”行动，也还没兑现；说好了尊重法治，当法庭颁下禁制令后，居然怂恿占领人士藐视法庭命令，摆出“拒绝服从”的架势；说好了什么“香港问题，香港解决”的胡话，却一意孤行上演“闯京”大戏，制造政治的紧张气氛，企图为“占中”不退场寻找续命稻草。
凡此种种，又有哪一项是与戴耀廷所谋划的“初衷”是相?合的呢？当所有的选项都与“初衷”南辕北辙时，戴耀廷却在大声疾呼“勿忘初衷”，不是显得很荒谬吗？所谓“初衷”一刻都没有实现过，当“占中”闯出大祸、进退失据之时，再跳出来喊“勿忘初衷”，不是很可笑吗？
戴耀廷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运动“因着香港现在的实际情况而有了不可预知的演变方向”，虽然他机关算尽地要把实际上是“港版颜色革命”的“雨伞运动”，强扭成是他念念不忘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同时他在文中也试图重新定性“雨伞运动”是一场“公民抗命运动”，但肯定的是无功而返。因为运动本身的裂变，已远远超出戴耀廷所能控制的范围，如果说戴耀廷是一介书生，那么他只适合在象牙塔里自说自话。
戴耀廷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提“勿忘初衷”四个字，正是因为原来的理论设计在实践过程中早已慌腔走板，参与者不按其剧本演出已是铁一般的事实。在“占领”运动中居主导地位的“双学”，尚且其“政令”不出金钟，准确来说是不出金钟的大台，更何况一早被边缘化的“占中三子”呢？到最后，“占中三子”中的两位教授还不是灰溜溜地跑回大学再执教鞭，充当“局外人”？
可以想像，现时的戴耀廷内心极其复杂。因为他兜售的“公民抗命”越来越没有市场，他在文中极力为“公民抗命”辩解：“它是违法的行为，但违法的目的却是要促使法律变得更公义；它会扰乱社会的秩序，但扰乱当前的秩序却是为了建立一套更公义的秩序；它会对一些人的生活造成干扰令他们蒙受损失，但他们即时的损失却能令他们与其他人有机会因实现共同的善而有长远的得益。”
应该说，还未“使法律变得更公义”，现有的法治已被严重破坏；还未“建立一套更公义的秩序”，现有的社会秩序已千疮百孔；更何况凡事不能画饼充饥，当我们渴望“实现共同的善而有长远的得益”时，却盲目自私地损害他人的利益，抑或是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这绝不是有理智、爱和平的市民所想要得到的。古语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戴耀廷编织的所谓“公民抗命”，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私行为，对整体社会而言百害而无一益。
为了增加“公民抗命”的迷惑性和煽动性，戴耀廷不断去美化和合理化“公民抗命”行为，实是推动更多不明真相的学生凭藉满腔的热情，冲到最前线“当炮灰”。戴耀廷不断地向占领者洗脑，让他们“承担罪责、付出更多”，“付出不求回报，至少不是即时和实质的回报”，甚至批评那些要求“所有付出当有实质及合理的回报”的占领者，他们的想法是“功利主义的思维”。戴耀廷一味地说什么“可能带来长远的改变”，又说什么“因时间是难以预知”，根本是在描画一个虚无缥缈的政治幻境，强调要付出、付出、再付出，这样的行径与“政治神棍”有何区别，回顾历史，很多革命何尝又不是拜这些只懂鼓动三寸不烂之舌的政治野心家所赐呢？
戴耀廷在文章的最后提到了“改变人心”、“港人的觉醒”，甚至还鼓吹“其他不合作的行动”，“把民主意识及爱与和平的精神带到香港每一角落的社区去”。无疑，戴耀廷的政治野心何其之大，他夸下的海口，是推动天真无邪的青年学生“往火坑里跳”，从而去达成他心目中那个祸港殃民的阴谋。戴耀廷要毁掉的不仅是一代的年轻人，还要让香港赖以成功的法治根基荡然无存，他的“勿忘初衷”实是在摧毁香港！
欢迎关注新时社网香港在线微信（公号：tkp-weihk）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