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策层面，群众路线要求政策研究和决策的相对分离。现在，政策研究和决策部门几乎是同一批人。党的政策研究必须走向社会，研究者不需要任何行政或党内的级别。一旦具有了级别，就很难了解到真实的情况。走出衙门，研究者都被社会视为官员（他们实际上就是官员），没有人会给他们讲真话；同时，高级别的官员也很难接触到基层群众。
在政党内部，也需要实现精英化和群众化之间的平衡。在和平执政时期，政党的精英化不可避免，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先锋队”的角色，但群众化也不可被忽视。对中共来说，问题是如何使用好庞大的党员队伍，尤其在基层。这里可能就要区分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在新加坡，干部党员（也就是精英）一般都是在政府担任政治要职，而基层党员或者普通党员，就是执政党和社会的关联点，两者配合和结合得非常好。中国这方面仍然有很多改善的空间，尤其是对普通党员的使用上。在现行体制下，大量的普通党员是被边缘化的，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的开放，向普通党员和社会群体的开放。开放是任何执政党避免既得利益化的唯一选择。一旦既得利益化，政党必然形成寡头政治，走向衰败。人们经常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形容中共，这非常恰当。这里的“营盘”指的是作为组织的中共，而“兵”指的是党的干部党员。如果执政党不想被任何既得利益所垄断，开放便是最有效的办法。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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