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确
第一次在金钟的占领区“自修室”坐下，是源于与朋友A的相聚。A在大学任教，是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打电话约他出来聊天的时候，他建议约在“自修室”，还补上一句“那里很安静。”
午后两点的占领区，有年轻的学生情侣在帐篷外两小无猜，有中年女工缝制坐垫随人取用，有学生在向自修室内的占领着发放蛋糕，有紧闭的帐篷拒人于千里之外，是否真有人occupied?
所谓的“自修室”，就是用简单的木凳和木桌让人读书，做功课，也方便记者采访，A告诉我，以前“自修室”没有遮挡，是最近才装上的。我问A，为什么你对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呢?
A说，9月28日，警方使用催泪弹驱散占领者的那晚，他也在，但是当警方的第一颗催泪弹投出后，他选择了离开，“和我这一辈的香港人一样，我没勇气留下来。”因为这份愧疚，那晚以后，他天天都来金钟的占领区。
A是研究文化的学者，和他扯政治、普选、人大决定、反对派什么的，完全失效，有驴唇不对马嘴的滑稽感。所以我索性做个聆听者，看看这些文化人的脑袋，是何种构成，他们是怎么想像这次的“雨伞革命”。
A说，认同“雨伞革命”是一场“世代之争”，“对我这一辈的香港人来说，所谓的家已经不是一个地方的概念，而是一个投资的概念，赚了钱，换大屋，或者赚了钱，就卖掉房子。”“但是对于我的学生这一代来说，他们希望展现对土地的关怀，你看，在这里，什么都可以分享，每天下午三点，就有放学的学生，手执黑色胶带减垃圾。”
A说，“这里(金钟占领区)本来是车走的，现在这里的学生，这些平时根本不会来这里的学生，改变了道路的用途，他们在这里安营扎寨，把这里建成一个社区，一个靠分享建立起来的社区。他们在这里种蔬菜，还原土地本来的用途。”
A说，“在中环价值(资本主义价值)的作用下，这些高楼大厦、高速公路都是可以搬到任何地方的，他们不能标记这个地方的特性，因为你把这些楼、马路搬到其他城市，也都可以。新一代反抗资本主义价值，重新思考自己与土地的关系。”
终于，我忍不住问，这场“雨伞革命”的初衷不是要求真普选吗?A却说，“你的问题意识太强，为什么不浪漫化地看这件事情?”我反问，“所谓占领区的分享，不是建立在‘占领’的基础之上吗?”A摇了摇头，“学生愿意做出牺牲。”我也不相让，“现在是市民在牺牲，我看不到学生的牺牲。”
抛开占领区学生涉嫌偷电、涉嫌违反土地使用条例等等不谈，A所讲的，至少代表一部分学者和占领者的想法。A在言谈间，并没有将一般的学生占领者与学联、学民等扯上关系，他甚至没有提及两个学生团体，这令我思考，在这样一场群动运动中，是否有必要将一般占领者和学生团体、反对派政党割裂开?
但是另一位内地朋友就笑我的想法太天真，“割裂不开，因为群众运动看的是政治效果，这里面的关系太复杂了，谁有功夫去理清楚?”
写这篇文章之前，学联还嚷嚷着要去北京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学联已经决定不去北京了，而是将赴京的“任务”交予民间人权阵线完成，我只是想问，在这个过程中，普通学生占领者的“民意”是否得到了表现?每一个标榜自我的普通学生占领者，他们或者可以不思考占领下去的结果，他们甚至不在乎结果，但是作为政治运动，这场政治博弈，他们已经被算计在内。
想到这一点，我完全浪漫不起来，因为这场“世代之争”，在政治议题的牵引和政党团体的操作下，一开始已经不是纯粹的价值观和文化层面，所以我有点担心，浪漫化的想像，并不适用于“雨伞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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