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
在香港普选的话语博弈中，反对派的通用策略是“政策问题政治化”，而建制派的反制策略则为“政治问题政策化”，于是出现了检讨“占中”运动原因及对策上的“民主中心论”和“民生中心论”。笔者适度跳脱香港政治舆论的立场局限，认为“占中”运动同时反映了香港管治中严峻的民主问题和民生问题，二者相互关联，但不可相互吸收，各自独立存在。因此，“后占中”时代的中央与港府在政策检讨上，除了凸显“民生”的公共政策面向之外，也不可形成“民生中心论”，以为通过民生与福利供给即可完全消除“占中”运动的“病灶”。
极端行为增加互不信任
从理论脉络和运动过程来看，“占中”核心诉求在于通过适度违法的公民行动造成全社会对普选议题的更严格和更为聚焦的“审议”，向特区政府和中央传递对法定“机构提名”模式的不认同，并以推动“公民提名”入法为基本政治诉求。问题在于，这场运动以过早的“公民抗命”威胁在先，以青年学生的“港独”论述以及反对派政治力量的“国际”求援加码，更以不具法律效力的电子公投以及旷日持久的街头违法占领为支撑，同时错失了10月21日首轮对话的运动接轨与转型契机，从而丧失了在一场高度非均衡和不对称的政治抗争中实现理性妥协与运动“早期收获”的机会窗口。整场运动展现出理念优先、青年学生激进立场优先、对沟通对象及相关沟通技巧把控不足等特徵，这些均应作为运动遗产而成为香港民主运动自我检讨与改进的要点。
更进一步，这场运动从发动之初到提前行动再到黯然清场落幕，一再表现出对抗双方的战略误判和战略互不信任，这对于作为地方性民主的香港民主发展而言无疑是悲剧性和灾难性的。香港在“继续民主”之路上，需要更理性地实现一种“视角内转”，对政治上的沟通对象进行更具内在性甚至沟通性的了解和理解，同时需要坚决戒除一种超越政治可能边界、自我孤立与边缘化的“港独”主义和一种来自国际城市定位与殖民历史记忆的“国际干预”主义，而将香港民主化定位于“一国两制”宪制框架下具有“政治特区”属性的自治民主试验，其制度过程既是香港基本法秩序的民主改进，同时也是中国整体国家建构和政治民主转型的先导与示范。
在此意义上，香港民主便具有了超越一城一地治理的普遍历史意义而汇合入中国长时段的发展进程之中，同时又在深圳河一侧构成与“经济特区”之国家试验具有互补性的“政治特区”优势。而孤立主义的“港独”和外来干预主义的国际依赖，只能使香港进一步远离国家体制和全体人民的同情与支持，远离主体中国开辟的民族复兴与国家崛起的大时代和大机遇。视角内转，参与互动，旧城新命，或许是此次“占中”运动激烈对撞之后所可能产生的两地关系新的互动法则与均衡位点。
“占中”运动处理经验还可能成为内地应对未来政治与社会运动挑战的有益经验：第一，法治是有序民主的基础，内地需要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基础上全力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以法治权威应对和护航民主发展，避免政治与社会失序;第二，民意是秩序维护的风向标，此次“占中”运动中的民意内涵特别是民意对法治的根本信仰以及对暴力的坚决拒斥成为运动始终坚守“和平非暴力”，以及警方文明执法的共同监护力量，而多元公开的民调技术体系亦成为民意聚集和沟通的有效机制;第三，媒体自由与政治公开性，这有利于巩固法治共识和确保民意传递相互检验而达至真实，更可形成社会性的公共舆论场及公共理性。
“后占中”继续考验香港
当然，香港社会经历“占中”之后，还是面临?严峻的考验，如果不能较为稳妥地通过这些考验，其“继续民主”前景乃至于经济社会竞争力预期都可能恶化，其“二线城市化”并非不可想像。这些考验至少包括：经由“占中反占中”冲突而造成的政治对抗族群化态势如何有效抑制?运动造成的社会关系裂痕如何弥合?“政改‘五步曲’”之第三步如何艰难而智慧地闯关成功，以避免2017特首选举的“原地踏步”陷阱?“占中”运动暴露出的经济结构单调、就业矛盾突出、民生政策失当、青年出路狭窄、地产霸权以及官商勾结等政策性问题如何在政治政策双轨意义上进行有效的应对和化解?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香港社会的团结协作，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性引导，需要特区政府的系统回应，亦需要中央的深切理解和到位支持，尤其是中央的惠港安排应向香港社会中下阶层倾斜，而资讯交换与意见交流管道亦应适度避开资本家精英而逐步下沉。对香港社会而言，这是一个社会重建与深度回归的过程。对特区政府而言，这是一个增强回应性、责任性与管治认受性的过程。而对中央政府而言，则是一个更深入理解香港社会各阶层、改善两地关系、强化两制互动与国家认同整合的过程。
放宽观察视角，香港曾作为冷战时代内地获取国际物资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内地获取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的转口与输出地。今日中央看待香港，除了继续巩固其金融中心和自由贸易港的经济地位之外，更应看到香港是一个高度发达和成熟的法治社会以及一个在民主化进程上先于内地的政治社会，赋予香港民主法治更高程度发展以国家试验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阔意义。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更长周期里，在两地关系经由“占中”运动反向刺激调整后趋于改善的条件下，内地法治建设进程需要进一步汲取香港法治成熟经验，而内地民主建设进程亦需要认真对待和借鉴香港民主的可能经验。香港则由于更好地理解和参与了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过程，而得以重建两地关系的基本政治互信，消除战略误判，从而可能获得新一轮全球经济大整合中的发展良机与分工红利，以及在“继续民主”议题上获得更为宽松的中央政策框架。对此，我秉持一种审慎的乐观态度，同时将会保持长期的观察、分析、评估与建议。
(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香港大学法学院LeslieWright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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