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渊沧
79天的“占中”行动结束了，现在是时候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场“占中”行动？我认为有三大原因导致这场“占中”行动的出现。这包括：一、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认识误差；二、激进分子人数增加；三、美围堵中国的崛起。
鸦片战争历史被忽略
“一国两制”是史无前例的，也因此，每个人对“一国两制”的认识都不一样。回归后，特区政府亦很少告诉香港人，“一国两制”是什么？近来，为了政改，中央政府官员开始高调地谈中央政府对香港所拥有的绝对管治权。对不少香港人来说，这可不是他们理解的“一国两制”，他们所认识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中的“一国”完全没有分量，一小撮“港独”分子更把“两制”演化成两国、两个政府。是的，在亚太经合会议中，香港人看到香港特首与中国国家主席一起站在台上，平起平坐。每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在香港都酿起政治风波，也因此香港特区政府尽可能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由香港的法院来解释基本法。
香港人对“一国”即中国的认识很浅，香港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来自武侠小说与电视剧，电视剧里的慈禧太后与李莲英成了大好人。香港人对中国一百年都受列强包括英国侵略的历史所知甚少，港英政府不会教导香港学生有关鸦片战争的历史。可惜，特区政府也一样忽略。
香港特区政府官员也尽可能不谈“一国”，因为一谈“一国”等于矮化自己。香港特区官员，特首之下的官员是司长，司长在国家的官场是部长的下属，多谈“一国”使自己变成芝麻绿豆的小官，司长级的官员在北京城里满街都是，局长、署长当然就是芝麻绿豆的小官。
特区政府少谈“一国”、民间更不必说。香港有个“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不过这个中心只是一个民间组织，请一些研究员做做学术研究，或者开开会如此而已。
回归17年，香港街头看不到穿制服的解放军，任何庆典，包括国庆，也看不到解放军的仪仗队，也因此“一国两制”就全面偏向了“两制”，这是港英时代也没出现过的现象。
开始的时候，香港激进分子的人数很少，梁国雄第一次出选立法会议员时，是单打独斗，没有政党支持，败选了。后来，有了社民连，社民连初次以政党名义出战立法会议席，强攻公民党，黄毓民踢走毛孟静。从此，公民党走的路线也激进化了，搞了所谓的五区补选，反对派中人觉得，不激进化就得不到选票，于是争相激进化。
过去，有些香港人很自豪地说，香港数十万人上街游行，没有任何暴力事件发生，上街游行像是参加嘉年华会，还引来一些奇装异服、诉求古怪的人出来抢镜头。不过，与此同时，也有一批人觉得反对派如此经年累月地例行公事，每年上街进行开嘉年华会式的游行，游行完毕作鸟兽散，没有意义，什么也争取不到。于是，他们开始尝试以更激进的手法抗争，在游行结束后不愿散去，而是前往包围中联办、礼宾府，反政府的示威集会也由维多利亚公园转移到政府总部。愈来愈多示威游行并没有按规定申请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但是警方也少有采取执法的行动，长期的姑息，助长了激进分子的士气。
两地差距变化难接受
“占中”的构思，本来只是一名学者在报章提出的一个理论上的建议，但是激进分子决定把这名学者推上虎背，成了“占中三子”之一。“占中三子”谈“占中”，谈了一年多，只谈不做，终于比“占中三子”更激进的学生决定自己发难，骑劫了“占中”的计划，把构思变成真实，并抢夺“占中”的领导权。到后来，旺角出现了比学生更激进、背景复杂的“占中”者，“占中”就全面失控了。
当然，如果今日的中国仍然是中英谈判初期的中国，中国人依然是月入数十元，万元户被称为富豪的年代，香港也不会发生“占中”事件。当香港人眼中的内地居民全是“阿灿”，香港人只知道深圳是他们前往吃喝玩乐的地方，当香港人仍然陶醉于一个香港的GDP已经是中国好几个省的总和时，香港人对内地没有恐惧感，香港人认为只要保住香港的自由经济体系，香港就永远富强。但是，回归17年，残酷的现实告诉香港人，中国内地逐渐强大，中国内地居民愈来愈有钱，香港经济则愈走愈慢，GDP被上海、北京超越，很快地也会被广州深圳追上。以前远远落后于香港的新加坡，今日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是香港的两倍，平均人均居住面积更不止两倍，香港人的自尊心被破坏了。自尊心的破坏带来愤怒，带来反击、对抗。
还有，另一个隐藏在背后的，是美国及其盟国眼看中国的崛起，能无动于衷吗？奥巴马已明确地表示美国要重返远东。何谓重返远东，更直接的说是围堵中国，打压中国，为中国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而香港就成了美国围堵中国的重要桥头堡，香港的反对派也成了围堵中国的棋子。奥巴马口口声声地说美国没有参与策划“占中”，但是，奥巴马也没有停止说美国支持“占中”者所提出的理念。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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