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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宁:占中”破坏“一国两制”必然失败

  崔宁

  香港警方今日将对位于铜锣湾怡和街的佔领区清场,加上立法会外示威区附近的社会秩序亦将很快恢复,“占中”这个以街头对抗形式出现的港版颜色革命,终以失败告终,画上句号,成为历史垃圾。

  “占中”落花流水的结局,显示了法制的威严和神圣不可侵犯,彰显了“一国两制”强大的生命力。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香港建设发展和稳定繁荣的指南针,偏离这个方向,就会遭遇挫折甚至灾难,不要说政制发展难以向前迈步,就是已经取得的社会发展成果也会丧失。这是令香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深刻教训,不能不汲取。

  昨日,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深圳举行年会,时间安排和地点选择都具有深刻涵意。会长陈佐洱呼吁港人在占领行动后要深刻反思、汲取教训。他表示“占领行动后需要反思香港特区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以及如何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然后按照中国宪法及基本法,共同谋划依法治港”。“占中”给香港社会造成的有形无形伤害是巨大的,涉及社会各个层面。深刻反思并汲取教训,这是亡羊补牢,是必要的,不可或缺。

  历时两个多月的“占中”,以破坏法制为手段,将警方摆到对立面,在“真普选”幌子下,欲达到削弱甚至摆脱中央管制权的政治目的。这种企图迎合了一些政党社团和社会人士的需要,也蒙蔽了少数市民尤其是青年学生。

  然而,“占中”得以兴风作浪,从一个理论论述逐步演化为一群政客的具体行动,并受到外国反华反共势力青睐与支持,给香港社会循序渐进的政改进程和经济民生以至法治造成如此巨大伤害,并非偶然,有其存在、滋生及蔓延的土壤。这些因素,部分是港英统治旧时代的遗留,部分则是回归后在一些港人心中未能树立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以及对中央政策缺乏正确理解、出现偏差造成的。“佔中”正是利用了这些消极因素,得以呈一时疯狂。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荣顺提出要“进行‘一国两制’再启蒙”,其意正在于此。

  “占中”的一个要害之处,在于企图削弱甚至摆脱中央政府的管制权利。所谓“公民抗命”,说穿了就是要挑战中央管制权,也就是“佔中”行动中提出的所谓“香港自决”。要求“撤回人大决定”,是对全国人大依法对香港特首普选作出框架决定的挑战,更是对宪法确定的国家体制的挑战,旨在否定中央对香港全面管制权。

  “一国两制”的根本在于“一国”,这是“两制”的前提和保证。香港是法治健全的社会,“一国两制”方针所体现的中央政府对香港管制权力,是依据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下来的。相关法律制度的宗旨之一,就是要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不受侵犯,确保香港宪制地位不被改变,并在此基础上延续现有社会制度,保持稳定繁荣局面。香港的宪制地位决定了香港必须接受中央有效管制,“高度自治”并非“完全自治”,其权力来源于中央政府。

  如何准确理解“一国两制”、维护中央对香港的有效管制,是“占中”后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严肃课题。“占中”从酝酿到实施,经过了近二年的时间,期间组织者不断製造舆论并进行公开造势活动,包括叁次“商讨日”、深入社区的“毅行”、以各种研讨会形式宣讲“佔中”理念。戴耀廷等不仅在大学校园鼓动,还窜到中学校园进行煽动欺骗中学生加入违法的“佔中”。反对派政党为此总动员,外部势力更伺机插手,提供资金、物资、经验及道义上的支援。这就令“佔中”得以劫持罢课学生、製造街头混乱并长期佔领金钟、旺角及铜锣湾等重要区域路段。

  “占中”以“公民抗命”为幌子,用“真普选”作招徕,实际上其对抗中央,欲削弱和摆脱中央管制权的真实目的,从一开始就显露出来了,但是善良的人们无可奈何,眼巴巴地见这隻恶兽逐渐肥大併吞食香港社会的成果。若香港能够像澳门一样,在回归后不久通过本地立法程序将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内容变成法律,相信对减轻“佔中”的冲击,减少其造成的伤害会有重要作用。

  2003年,正是由于反对派政党和一些人歪曲和误导,致使23条立法程序被迫终止。而当年最活跃的那些身影,人们在“佔中”现场都不难见到。23条立法受挫的本身,不仅使涉及国家安全的立法条文不能在立法会通过,今天看来,更是基本法不能受到尊重和中央政府管制权受到挑战的严重事件。造成的损失,在“占中”失败后的今天,应当说是有形的、可见的。

  国民教育亦是深刻教训之一。香港回归前,许多机构和团体就已经蓬勃展开并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这个在小一至中六设立的学科,旨在透过持续学习,使学生对国家快速发展引以自豪,并建立国民身份认同。然而,政府将此课程列为必修科的努力,却在2012年由于遭受反对派政党的抵制,被迫搁置了。政府未能名正言顺地推行国民教育,令年轻一代对国家的认识有所欠缺,存在偏见,后果是难以想像的。

  “占中”破坏“一国两制”注定了失败命运,“占中”表现出的街头对抗形式基本结束了,但是这并不意味香港政坛将会风平浪静。故此,社会秩序恢復后,修复法治基石、推动政改咨询、彻底治愈“占中”的创伤,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这一切的成败,取决于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的准确理解和认知,在于中央和特区政府能够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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