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俊
“占中”结束，警方顺利清场，香港重回久违了的安宁。虽然如此，仍有许多地方值得各界好好总结与反思。当中尤为重要一点在于，警方在处置大规模违法行为的权力与手段是否足够与恰当?反对派政客常常攻击警方“滥用警力”，在他们口中，似乎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个“国际标准”。如果真有警方手法的“国际标准”的话，事实上香港警队无疑是过于“容忍”了。莫说美国警察，仅以英国为例，《警队改革与社会责任法案2011》赋予了英国警方近乎“极权政府”的权力，连一张地席、一个帐篷都不允许置放，其对待示威者的武力更非香港警方所能企及。这个角度而言，香港警方无论是法定权力、可采用的手段等，都可考虑借鉴英国警方，尤其是政客已扬言“占中暴力”，必须未雨绸缪。
包括王卓祺等在内的学者，在评论香港“占中”问题时，都曾引述到英国警方的处理手法，并将两地作一比较。当然，英国是英国，香港是香港，两者存在巨大差异，不能作简单比对。而在警队权力及其使用问题上，也不能笼统地作一个总结性结论。但是，从“占中”79天来所暴露出问题来看，香港警队面临巨大的压力，也处于一个“磨心”位置，当中关键一点在于，法律尽管有所授权，但却未作更加清晰的授权;警方纵使有权力，却被重重限制，无法直接清晰地行使权力，特别是在面临大规模的违法行为之上。因此，在这方面，学习英国的一些处理方法，显然有其必要。
第一，可考虑在法律上给予进一步的授权。以严苛着称的英国《警队改革与社会责任法案2011》在该国议会顺利获得通过，出乎许多人意料。在这英国法例之下、某些地区包括中央公园毗连的小路、也被划为“受管制区域”。“受管制区域”之内严禁进行许多活动例如使用扬声器制造噪音。法例亦禁止搭建帐篷或任何专为“用作于某地方长期或短期逗留或睡眠”的设施。还特意订明、即使是法例生效前搭建的帐篷也不可幸免。
香港着名资深大律师清洪早前在一篇文章提及，该法例赋予警方更大权力，在预计将有刑事罪行发生之时，可没收物品及强迫民众脱去如口罩等掩饰工具。法例更授权法庭在定罪之后、颁布任何防止示威人士于“受管制区域”内进行任何违规活动的合适命令。清洪为此还翻查过有关于“占中”示威者的香港法例，未有发现任何如英国般严厉的条文。
为什么英国如此“民主”的地方能通过这样的条例，而香港却不能?当局是否可以考虑修改《公安条例》赋予警方更大更清晰的权力?当然，当中涉及复杂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第二，应对警方提供更大资源，以应对“暴动”的出现。“占中”纵使失败，但其发起人戴某声言香港不排除发生“暴动”。这固然可被视作是“危胁”之言，但一场“占中”已令警方疲于奔命，更何况是更严重的暴动事件?从香港被撕裂的社会气氛、从政府的责任角度上看，必须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及警戒，更应未雨绸谬。
事实上，香港警方在“占中”事件中表现出两大缺陷，一是力量过于薄弱，二是可采用的方式过于有限。英国警察处置治安事件的指挥机制是黄金(strategic策略决策)、白银(tactical采取措施)和青铜(operational行动指挥)三级指挥机制，香港学习英警，机构也颇类似。但是在英国，警察处置治安事件时可利用的组织力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普通的警察，还有专门力量，如警察支援组(PSU)、地区支援组(Territorial Support Group, TSG)、骑警(Mounted Police)、空警(AirSupport)、情报组(Forward Intelligence Team, FIT)、证据搜集组(Evidence Gathering Team, EGT)、逮捕组(Arrest Team)、佩戴武器警察(Armed Police)、AEP警察以及警犬队等等，除此之外，各地警察组织还可以向其他地区警察请求获得支援。显然，香港警力是远远不够的，来来去去都只是军装警察、机动部队。
不仅是力量不足，还包括装备的缺陷。早在1981年利物浦骚乱事件中，英国警察首次使用催泪弹，其后装备不断加强。具类似功能的武器还有水枪、烟雾弹等，橡皮子弹也是警察处置违法事件的装备之一，用以驱散人群或剥夺一些违反规则参与人的行动能力，只不过在使用程序上有严格限制，必须经警察局长同意并且由现场负责警官指挥。当然，我们不希望看到香港事态走到这一步，但树欲静而风不息，既然有人提出“暴动”的“预言”，那么，当局便没有理由坐视而不理。特区政府更应从更高层次作出战略性考虑。
事实上，英国警察早已不再是被动地以一种“表面输，实则赢”的方式处置示威抗议事件，而是以一套标准化的处置模式力图积极控制局面，而要达到控制局面，背后的法律授权、力量提升等等，都是必要且关键的一环。趁“占中暴动”还没有出现、仍在酝酿阶段，是时候好好总结经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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