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骏
12月12日，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接受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专访时称，香港发生“占中”后，不能小修小补，而是要全面进行治理。
12月16日，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向媒体表示，“占中”发生后，特区政府管治威信受打击，馀下任期应当尽量避免推出新的重大政策，而是做一些能得人心的事。
乍一看，两位对于香港深有研究的专家观点是分歧的。仔细看，陈佐洱先生强调香港的“需要”或“必须”，刘兆佳教授强调特区政府的“能力”，二者角度不同，总括起来，是揭示香港管治和施政“需要”与“可能”之间的矛盾。
香港需要大治是显而易见的。无论特区与中央、香港与内地关系，还是香港内部各种关系，都经历了并且继续发生？深刻而急剧的变化；其背后，则是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全面深刻调整。
纠正偏差提高决策水平
我在2010年就指出：“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是香港自1841年以来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意味？香港社会和社会管理将发生具根本性质的变迁。然而，由于港英当局制造的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也由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缺乏成功先例可资借鉴，香港回归近13年来，政治、经济和社会遭遇空前的挑战和考验。”“10多年来，‘回归之路与民主之路的分歧’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两大对立政治阵营的矛盾和斗争不是缓和而是加剧了。
政制发展问题无休无止的争拗耗费了香港宝贵的精力和时间。特区政府死守“积极不干预主义”使知识经济新产业或行业难以成长。香港从上世纪90年代中开始第三次经济转型的目标—迈向知识经济，在蹉跎了10多年之后依旧任重道远。经济转型蹉跎，政治矛盾激化，特区政府管治和施政失误频仍，使香港社会管理系统呈现明显失衡。”“为了香港长治久安，政治转变一定要成功，经济转型一定要实现，社会进步一定要达至，相应地，社会管理必须全面改革。”
但是，那样的呼声在4年前连“空谷回声”都没有。4年过去了，所有4年前已暴露的问题进一步恶化而终于汇聚成“占中”！
同4年前相比，今天，无论国家还是世界又都发生了并正发生着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影响重大而深远的变迁。解决香港政治经济社会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既不是更容易而是更困难，也不是可以继续延宕而是刻不容缓了。
但是，同4年前相比，今天特区第四届政府的管治和施政能力较之当年第三届政府是更弱而不是更强。
一方面，管治和施政能力更弱，一方面，管治和施政考验更严酷。怎么办？不仅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必须抉择，而且香港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必须抉择。
过去两年半，香港政局演变呈“加速度”。特区政府既无老本可以“守成”，更为阵地可以“防守”。行政长官必须清醒判断形势，切勿心存幻想或侥幸。
这是考验香港政治人物的政治立场、政治胆识、政治谋略和政治技巧的时候。香港需要政治家，需要在历史转折关头全面准确领会和推进“一国两制”的政治家。香港历史的重大转折，必将淘汰一批追逐私利的政客，同时揭露一些深藏不露的两面派和巧言令色的变色龙。
眼下，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应该是苦于缺乏政策资源来尽可能满足社会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同时，不乏抱持“不做不错”心态、得过且过的官员。但是，社会积累深重的怨怼，容不得他们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逼迫他们千方百计挖掘政策资源。
因此，即便最近推出的关于未来10年长远房屋策略和个人自愿医疗保险咨询仍然引起社会争议，但是，终究是本届政府努力施政的表现。
然而，管治和施政“能力”与“需要”之间的矛盾，香港本地是无法解决的，必须依靠中央。
特区第二位行政长官执政7年的经验足以展示，香港管治和施政不仅方向偏差，而且，决策和推行的水平不高。方向偏差源于错误理解和执行“一国两制”，而这一点阻碍向中央求教决策和推行。
增强管治团队政治经验
12月14日，香港一家报纸刊登对特区前高级助理警务处处长邓厚江的专访。后者分析特区管治和施政困难时称：“英国智囊没有了，但也没有被中国智囊团取代，整个管治团队没政治经验，谁来当特首都一样。”虽不够准确，却有启迪。
伦敦至今对于香港仍有深刻影响。在决定特区重要人事和政策上，那只历史留下来的“手”依然在幕后指划。香港必须解决“谁主沉浮”的决定性问题。
最近，中国驻英大使馆通知英国下议院外委会调查团，中国政府不批准他们访问香港展开所谓关于中英联合声明30周年的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再声明，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内政，英方对于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不存在所谓“道义责任”。这是一项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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