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迺强
占领期间，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要求来港，调查《中英联合声明》落实情况，被中方拒绝。12月17日，在立法会上面对反对派议员有关此事的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罕有地义正词严指出，英国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不存在所谓“道义责任”，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国家内部事务”，各国不得干预。
谭志源同时告诉反对派议员，所谓“调查”属英方的官方行为，相关事宜一直都由中央政府通过外交渠道与英方进行交涉，显见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行为。谭引述《基本法》的规定指出，与香港特区有关的外交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
“五十年不变”是中国承诺
最引起传媒关注和争议的，是谭志源声称《中英联合声明》中有关维持香港人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是中国政府的声明，而非中英两国的声明。此言一出，反对派当然一片哗然。刘慧卿批评谭的说法荒谬，认为若中国在声明签署后不认帐，会失信于港人和英国。李卓人亦马上在立法会上提出质询，“关注”《中英联合声明》是否已失效。
谭志源有关“五十年不变”非中英两国声明的表述，无疑是正确的。刘慧卿等反对之前，不妨先重新阅读一遍《中英联合声明》。《中英联合声明》中有八点，每点开首都清楚注明该点是哪国的声明。
《中英联合声明》的第一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收回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以下称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第二点，是“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三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如下……”，其中保证“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和本联合声明附件一对上述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五十年内不变”等。
显而易见，“联合声明”是“一起作声明”，并不是每一点都是两国的“共同声明”。因此，刘慧卿和李卓人等批评谭，其实自曝其短，告诉大家他们才是荒谬。
维持香港人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是中国政府的声明而非中英两国的共同声明，这只是一个事实，跟《中英联合声明》“失效”与否无关。中国政府的声明，代表中国政府的承诺，“一国两制”的落实，是一国的内政，是香港和中央可以共同处理的问题，无需英方“监督”。
英国要求来港调查《中英联合声明》落实情况被拒，只是一个无关重要的小插曲。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是何谓“一国两制”，我们用何标准决定它是否成功落实？这个问题既然不在英国那里，我们中国就要自己回答。
无论是《基本法》也好，《中英联合声明》也好，“一国两制”和“五十年不变”被时刻挂在口边，无论是建制派还是反对派，都不敢质疑这些概念。这个“不争论”，让我们不求甚解，妨碍了社会发展。
所谓“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是冷战思维下的产物。世上哪有一个社会可以完全不变，而且还要“五十年不变”？假若“不变”真的可以达到，港人又是否真的希望如此？让你的工资“五十年不变”，你是否愿意？如果让你的工资每年增长一个固定的百分点，低的话你也不愿意，高的话老板却付不起。
“提委会”解决均衡参与问题
不变不变还需变，从没有普选到有普选，就是一个重大变化。政治改革除了投票制度以外，同时有其他配套，这些都是变化。世界思潮往左走，港人也要求政府有更多的承担、有更大的作为，这要求政府改变它一贯的施政方式。施政方式改变牵一发动全身，又需要我们检讨公共理财、税制等。
四月份的时候，在一次研讨会中，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表示，提委会并非解决全民投票等民主问题，而是解决均衡参与问题，保障商界利益。香港工商界人士及资本家控制全港八成经济命脉，但占全港人口数目甚少，一旦使用“公民提名”方式决定特首候选人，资本家顿成少数。因此他认为“透过普选选择特首”与“维持繁荣稳定、保证香港资本主义不变”，两者不能只选一项，提委会一旦容许经过“公民提名”，变相冲淡提委会应有的宪制功能。
王振民的发言，在本港引起反弹，但却正确传达了三十年前《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之时的意图。梁振英在访问中说过“在香港月收入低于一万四的是穷人，若让他们也参加选举，可能会主导特首选举”，复述的也是这个意思。
在2014年的今天，“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是一个彻底过时的概念。如其批评王振民等，我们不如反问自己究竟希望“变”，还是“不变”，又或者说有什么可以“变”，有什么必须坚持“不变”。说到底，我们不是为了两个制度而两个制度。“一国两制”不是一个实验室，不需要坚持两套截然不同的条件，来看看其中的实验对像哪个活得好一点。说到底，香港市民不是白老鼠，我们需要有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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