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三十日，时任台湾“文化部长”的龙应台，在台北出席“第十二届华人企业领袖远见高峰会”发表讲话，呼吁“台湾年轻人赶紧走出小确幸”，在两岸三地引起热议。龙应台表示，过去好几代人在追求家国大梦被压得太久了，追求“小确幸”是对家国大梦的反弹和释放。但台湾年轻人要从“小确幸”走出来，看到广大天空、看到严峻未来。她还提醒，不能都以“小确幸”为志愿，否则不知道船要开到哪，她也期许出席高峰会的企业家，应给台湾未来一个信念。
姑勿论龙应台为何跟“企业领袖远见”扯上了关系，也不要忖度她不久之后如何灰溜溜辞官，我们先介绍什么是“小确幸”。这个“潮语”意思是生活中“微小而确实的幸福”，出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随笔集《兰格汉斯岛的午后》，书中有一篇名为“小确幸”的散文，经由直译而进入现代汉语，由此风靡两岸。
“小确幸”的生活态度，是日本精致文化中的一部分，在日本社会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泡沫经济崩溃后，自1991年至今的长期经济不景气，亦自然强化了日本文化中“小确幸”的倾向。总的来说，类似的心态并不是村上个人独有，他的贡献在于用“小确幸”这个词精炼地表达了这个概念，让它普及起来。但是据云“小确幸”这词在日本并不怎样流行。
激进学生主张“世代斗争”
回到台湾和香港的语境，“小确幸”其实延续了一个长期的政治和思想争论。以香港为例，反对派青年强调他们一代人和老一代价值观不一样，比起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更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这套论述，几年前最初以“后物质主义”的西方学术概念包装出现。在佔领运动中，被激进学生充分发挥，论述发展为“始祖民主派”的“民主回归”路线也过于温和了，必须要“勇武斗争”：因为“未来是他们的”，所以今天我们什么都要听他们的。“后物质主义”从过去一种生活价值的选择，变成了今天你死我活的“世代斗争”。
相反，建制派认为“后物质主义”和“世代斗争”都只是表象，真正的问题是“生命周期”。生命周期也者，简单来说，就是婴儿都是“后物质主义”，到了十来二十岁仍然如此，但毕业以后，要结婚生子，面对生活压力，人也就会变得“现实”，就不会再讲太多“后物质”了。
主流建制派坚信，青年人都喜欢物质，问题只是“求不得”，所以他们讲问题是“青年社会流动性低”、“青年买房难”。然后他们会埋怨年轻人只讲权利和享受、接受平庸、没有忧患意识、不愿意吃苦和面对外来竞争。
在这个问题上，建制派和反对派都只讲对了一半。他们提出的问题非常关键，但思考的深度却远没有达到解决问题的需要。
生命周期的观点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如果我们认为每一代人都只会简单重复上一代人走过的“生命周期”，这无疑是荒谬的。美国有很多研究讲“千禧代”和什么“X世代”、“Y世代”、“网路原住民”等，具体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都认为不同世代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特徵。
趋势似乎是这样的：物质仍然重要，但人和物质的关系发生了改变。美国的“千禧代”会买便宜的衣服买很多件，“千禧代”之后的世代会买好一点的衣服，可以是新的或是二手，穿一两次然后再把它卖给下一个用者。美国过去视“拥有”东西为成功，最近却更重视“使用价值”，衍生了所谓的“分享经济”，有AirBnB和Uber等的成功。
我们当然可以讨论如果美国人都能轻松负担一辆轿车，包括燃油、维护和停车费用，他们还会不会那么热衷于Uber，但这并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东西。关键是，香港青年口中说“后物质”，行为却非常物质。“分享经济”和其他前卫思想在港谈不上流行，反而年轻人婚礼动辄便花费三数十万，并且有愈来愈奢侈的倾向。
社会流动性，说到底也是一个假命题，最后离不开发展和平等这两个根本。流动性有个人和社会的层面，也有本地和国际的层面。关键是：往上的流动永远都伴随相应的往下流动，只是这个事实有时候并不是那么明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经济急促发展，水涨船高，大家都往上流动，因此不那么需要讲究本地的分配和平等。当时的一般港人不会以香港的富豪作参照物，他们最主要的参照物事实上就是内地的同胞。香港社会整体往上流动，意味?其他一些经济体社会相对整体往下流动。
失优越感延伸本土主义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今天，香港社会内部再分配变成重要问题，坐拥足够两年财政支出巨额盈余的特区政府成了磨心。青年人要往上流动，不外乎两种方法，第一是福利主义，“共”有钱人的“产”，第二是发展青年人能获得主要利益的新产业，而这个新产业的增长要比其他原来产业增长快。这两种方式均挑战既得利益，只不过前者直接、后者间接。眼下这两种方式都很难实行，因此有关青年人社会流动性的讨论都是扯淡。
穷人家的孩子刻苦发奋，享受惯物质的则变成“小确幸”，这本平常不过。“富不过三代”既是古人归纳历史经验的智慧，也是富人时刻提醒子女的警言；但在另一个层次上，这个规律也是一地或跨境社会流动的最佳体现。台港的危机感，说到底还是怕被内地追上，失去优越感，变成中国“另一个城市”。“小确幸”心态，因此也就是本土主义的一种延伸，这才说明为什么“小确幸”和“本土主义”在港台都走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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