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飞龙
特区政府于今日正式启动第二轮政改咨询。由于受到基本法尤其是“8．31决定”的直接限定，此轮咨询相对于第一轮咨询之议题范围与商谈空间均相对收紧，聚焦于对“8．31决定”的机制性落实，而不可能抛开既有宪制基础“异想天开”。早前，特区政府亦按“占中”对话承诺而向国务院港澳办提交了反映“占中”政治诉求的民情报告，但其不具有政改“五步曲”程式内的任何宪制性效力，从而只能作为2017之后考虑政改问题的参考。二次咨询的正式启动，标志着政改“第三步曲”的启航。
然而，此轮咨询基本不可能让香港反对派满意，甚至也不可能让温和中间派认可。由于“8．31决定”确立了提名框架，反对派一直坚持不合作并积极参与“占中”运动，温和中间派一直左右为难，近期提出的“白票守尾门”方案更是相继遭到反对派和建制派主要力量的否决，从而使得二次咨询的“中间道路”也日益狭窄。为期两个月的二次咨询很可能不会取得积极的政改共识与政改框架的结构性突破，这就大大增加了政改方案在立法会遭否决的风险，也就增加了香港政改“原地踏步”的风险。
原地踏步不仅意味着此轮政改的失败，而且可能构成香港系统性倒退的历史拐点。如何超越党派私利和一己得失，如何避免“东方之珠”从此黯淡并快速蜕变为“二线城市”，需要考验香港社会与政治家的智慧和责任感。在二次咨询循着“8．31决定”路径展开的约束性条件下，反对派与温和派可否超越“周期政治”从香港民主长远利益以及香港竞争力危机角度出发做出理性的妥协甚至牺牲，就成为“原地踏步”困局解套的关键。
政治分离倾向拖累政改
香港政改之路越走越窄，温和中间派日益边缘化，政治对抗日益两极化，这些政治现象根源于反对派和中央之间日益升级的政治互不信任。反对派几乎从一开始就对香港本身的宪制地位存在误解，不仅有着激进的“港独”论述与国际干预依赖症，而且在理论想像和预设上动辄以“国际标准”自况，以“城邦自治”自许，而对中国宪法与基本法中关于“一国”的有关规定及其政治内涵毫不敏感，缺乏认同与理解。反对派将香港想像成“一国两制”下与大陆迥然有别的“政治特区”甚至是“准独立”的政治实体，而普选则被其理解为巩固这一想像及其制度基础的奠基决战。
殊不知，“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安排的出发点尽管包含了对香港制度特殊性的承认与维护，但同样包含了对“一国”前提的高度肯定与强化，并且按照宪法建构最低限度“政治同质性”的原理，“两制”的趋近和融合而不是对立和分离，才是中央与特区关系远期发展的规范性目标。任何现代国家之宪法都不会支持分离主义的自治安排，否则极易走向“居民公投”式的分离与独立。在此意义上，苏格兰公投是教训而不是经验。反对派有所不智的是，一边追求体制内的普选民主，一边却在纵容并反覆提示香港“民族自决”的前景与路径，引致中央强硬反弹。
中央不仅将反对派的普选抗争理解为违法抗命，更理解为政治分离，从而最终定性为国家安全事件。在整个政改周期中，中央反覆强调政改需尊重“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就是在国家安全定性之下确立了“安全优先”的政改指导原则，如此则白皮书、“8．31决定”、反“占中”总体战以及二次咨询框架就构成了一个在逻辑上前后一致的限制性安排。
拖累香港政改并使之承受“不能承受之重”的正是反对派长期以来的政治分离倾向，这一倾向导致了双方政治互信资源的一步步流失和政治对抗烈度的逐步加码，产生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占中／反占中”总体性对抗，以“占中”失败告终。政治分离倾向又根源于反对派相对过时的政治恐惧感和过于虚幻的价值优越感。反对派政治进退的依据孤立地设定为西方的价值与政治担保，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国际干预依赖症，而一旦国际干预飘渺无影，则必然进退失据，不知所从，于是只能激愤地抱团投下否决票。问题是，政改否决票不仅仅否决了香港2017普选，更否决了中国体系内香港的整体前途。
系统性倒退并非危言
既然是长期不信任造成的政治对决，就有一个代价可否承受的问题。原地踏步对香港的损害要远远超过中央，而中央对香港的依赖要大大弱于香港对中央的依赖。政治既是可能的艺术，也是妥协的艺术，在根本上是理性的艺术，而绝不仅仅是理念的艺术。反对派理念有余，理性不足，知进而不知退。其实这种考验反对派政治智慧的时刻在2012年选举改革博弈中就已出现，当时尚有司徒华之类的理性政治家妥协转进，为香港民主渐进发展承担责任，今日遍观反对派阵营，“司徒华第二”更加难产，而香港民主发展的此次劫难恐难避免。
政治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而是一个决定其他领域的领域。这不仅因为政治系统与其他系统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复杂的能量与意见交换，更因为政治系统具有立法和决断功能，是确立其他系统相关规则的立法性系统。
香港政改使香港整体发展受政治系统的影响程度达到最高，一度使这一高度商业化的城市短暂“变性”为高度政治化的城市，甚至出现了在法治高度发达条件下的违法性的“公民抗命”。因此，如果此轮政改失败导致原地踏步，则政改挫败感将弥漫于香港从而波及经济社会各领域，诱使香港长期陷入过度政治化的“政改陷阱”，错失经济社会结构再调整的良机，错失参与国家与地缘经济整合的良机，错失凝聚社会共识与重建政治文化认同的良机。
香港早已不是“亚洲四小龙”时代的香港，不是“大逃港”甚至改革初期面对深圳河北岸豪迈慷慨的香港，而是在经济上日益衰退并依赖于内地的香港。面对大陆的快速崛起，台湾“太阳花学运”的思路是：我不与你来往，我不要很有钱，我过好小日子就好。香港无论是在民主运动还是地方化思维上都有追比台湾的趋势，不少反对派和青年人也有这种关起门来过“小日子”的想法。然而，香港根本无法与台湾相比。台湾虽无主权，但治权相对独立，法政经济自成体系，大陆对其渗透与控制颇为有限，而香港属于内地建构之统一主权与治权体系的有机部分，属于纯粹的地方政府范畴，不仅谈论不了任何主权，即使在治权层面亦由中央完全授权、结构性控制和整体性监督，这就是“全面管治权”的宪制基础。两岸关系尚有“一中各表”空间，香港则只有法定自治权余地，绝难同日而语。
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
在主权绝无、治权受限条件下，香港之经济社会不可能系统拒斥内地，而无论是基于资源分享、政治融合还是技术援助之目的，其对香港的长期影响亦逐渐具有结构性特征与成就，使得中央与特区关系出现了无法区分和排解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格局。再者，据权威智库“智谷趋势”近期评估，深圳GDP将于2015年超过香港，在未来5年内，内地将有10个城市的GDP超过香港，而香港在整个中国GDP中的比例日益走低，其经济结构高度收缩于金融、地产和自由港贸易，存在逐步被内地不同优势城市与特区“取代”的风险。
当然，原地踏步对中央管治权威和政治利益亦有不利影响：比如更困难的香港管治格局，“一国两制”香港经验的系统失败风险，香港经验对台湾示范意义的基本丧失，国家在治理探索上丧失“普选”的政治经验等。
然而，政治是权衡之术，两害相权之间，中央之价值赋重可能更加倾向于“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倾向于打造无漏洞的国家安全体系，倾向于在整体中国崛起发展中的进一步自信与进取，倾向于对美国“精致模仿”基础上的文明复兴前景，倾向于以法治精神统合威权传统与民主发展的理性化次序，倾向于将港台问题识别为可控地方性问题的国家战略高度，倾向于超国家地缘乃至于世界秩序建构之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在这些宏阔的“国家倾向”中，香港政改的一时成败，其分量似乎不甚突出。当然，这些倾向还有着一个根本的出发点：一切改革需有利于根本的政治安全与执政领导权巩固，这是政治体自我保存的本能，也是政治宪法的第一根本法。
否决之，反对派坚持了民主理想与立场的一贯性，但毁掉了香港民主乃至于香港整体发展的前途，开启了香港系统性倒退之路。充分运用理性妥协有保留地赞成之，则可换取香港民意赞许、2016立法会选举的政治补偿以及2020立法会普选机会，更可适度转移香港对政治化的过分聚焦，抓住参与和分享新一轮地域乃至全球经济大整合的国家宏观机遇，以始终领先的综合竞争力作为高度自治权的实在基础。更可能的是，政改闯关成功或可开启一个修复和重建反对派与中央政治互信的历史机遇，以反对派“一代人的政治利益”换取香港普选与民主发展的长远利益。如果香港民主需要反对派在特定历史时刻做出某种妥协与牺牲，反对派是否愿意呢？是否会出现这样真正有担当的本土政治家呢？
（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香港大学法学院LeslieWrightFel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