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春山

　　最近一段时间，内地讨论“颜色革命”的风声日趋壮大，甚至在公开场合爆发了激烈的辩论。起因或许与近期中央密集反腐和香港“占中”有关。实际上，自习近平领导班子上台以来，中国对“颜色革命”严防的态势逐渐清晰，立场更加强硬。从中央布局、宣传跟进、手段多元、国际协作等方向构筑多面“防火墙”。

　　2014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公开发行，有8篇习近平的讲话文稿，属于首次公开发表，其中一篇谈到了“颜色革命”。这是中国少见公开最高领导人对“颜色革命”的表态。作为具有指导意义的窗口式文件，可以从此看出中央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

　　以下这段文字就节选自《选编》2013年6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事实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我相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能够做到的。

　　习近平的这番话其实显示中共官方对颜色革命提防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也表明习近平等高层已经对“颜色革命”可能迫近中国敏感察觉，需要在组织上进行全局动员和必要提醒。

　　除了党的高级别干部会议以外，在中国政府层面，则极少出现官方对颜色革命的表态，这个词也很少在中国官方的政治语境下使用。但是中方却很早就对“颜色革命”高度关注。比如2004年乌克兰发生的“橙色革命”，官媒将其归结为“颜色革命”而受到广泛传播，由此可见官方的警惕性。

　　根据一些公开的论文显示，乌克兰事件后官方智库中国社科院牵头，在2005年向美国及受到“颜色革命”影响的数国派出调查团，对此进行实地考察。随后内地召开数次研讨会对此进行分析解读。

　　2012年春，由于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境外互联网上出现了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号召。这是迄今为止内地较早提出象征物、形成一定规模、并且真正令官方感到威胁迫近的一次所谓“颜色革命”的举动。中方对“颜色革命”的重视程度随即加强。

　　在中国官方和主流学界看来，“颜色革命”与政变类似，是在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旗帜下，由社交媒体和境外势力煽动下推翻合法政府的一场政治运动。

　　官方和学者也早已认识到了“颜色革命”发生的土壤，那就是一国内部治理的失调。联系到中国，学者们认为，可以从当下社会现实中找到可能被“引爆”的种子，比如腐败严重导致民众对政府信心缺乏。而习近平执政后最大的政绩之一就是根除腐败分子，从而挽回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显然从内因上杜绝“颜色革命”在华出现的可能性，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治本之策。

　　此外在防止所谓颜色革命的手段上，内地的做法也相对多元。比如遏制在互联网等公共场合公开传播西方民主价值观的现象；对老师等教育工作者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防止普世价值成为主流话语等。

　　在习近平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到“颜色革命”后不久，中共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导涉及国家安全的方方面面，防止境外势力渗透自然是题中之意。国安委的成立本质上给中国防止颜色革命铸就了一道更为坚固的“防火墙”。

　　此外在外交领域，中方也积极谋划抵制“颜色革命”的统一战线。

　　2014年4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安全会议秘书第九次会议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各国就共同防御颜色革命进行了探讨。这是一个上合组织并不太常见的话题。代表中国出席这次会议的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主旨演讲中敦促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地区安全合作伙伴，共同加强对网络的监控，防止外部势力在其他国家煽动革命。他直言：“外部势力利用社会矛盾和问题推翻执政当局，试图制造新一波的颜色革命。”

　　这是中方明确要与“准盟国”之间加强交流，防止“颜色革命”对中国渗透的重要信号，说明中方对“颜色革命”的提防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也能看出，当年3月再度发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推翻民选政府的所谓“颜色革命”，已经让中方感受到了一些不一样的气息。此外由于俄罗斯等国和中国面临西方类似的打压，所以中国与其在严防“颜色革命”上存在共同利益和相似的价值观。这也是促成中方高调表态联合友邦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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