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俊
“占中”之失败，是败在失去民心。不去反思民心背向，反而挖空心思去境外搜寻近似例子以自我安慰，无异于掩耳盗铃的可笑。然而，相较于这种无知，更为可怒之处在于，大篇幅美化台湾“社运”，连篇采访“台独”政客，淡化甚至只字不提“台独”之祸害。且莫说“台式民主”的恶劣，仅以香港、台湾两地截然不同的历史与客观环境，简单作出表面对比，并冠之“台湾启示录”到底意欲何为?是要香港学习“台独”社运经验、还是要替“台独运动”正名?
混淆事实曲解史实误导公众
《明报》昨日开始刊出一系列名曰“台湾启示录”的所谓“深度报道”。首期采访了台湾“野百合学运”与“太阳花学运”当事人，诸如林飞帆、邱毓斌、吴介民、范云以及王丹等，内容极力美化这两场运动，将之视作是香港民主发展可奉行之圭臬，进而行出“社运播种待收割”的结论。为了加强说服力，甚至配之此台湾民主大事记、“三地学运对比”的图表，以及一张“福尔摩莎主人”的历史图片。该报并预告还将访问李登辉、李远哲等人。
读遍全文，不禁令人忧从中生。这已经不是一篇“反思占中”的报道，更像是一次“独立”意识的“再启蒙”，只字不提这些所谓“学运”“社运”与“台独”的密切关系。众所周知，一九九零年的“野百合学运”纵使口号与目标并非“台独”，但当年该运动的主角都已成为日后“台独”以及民进党的中坚力量。例如发起人之一的周奕成，更是撰写了《台湾独立的新世代纲领》。而所谓的“福尔摩莎主人”，更是赤裸裸的“台独”宣言。其后的“太阳花运动”无论发起还是参与者都是“台独”的绿营中坚。
罗列所有这些，是要告诉香港人什么?难道是要让“占中”学生去学习“台独”的“坚持不懈”?不从宪制、法律、民意、政治关系角度去反思以寻找出路，反而将“台独”的极度对抗政治的劣质民主当作学习对象，已经到了是非不分地步。
不仅缺乏政治的基本常识，该报道更是无视甚至混淆“太阳花学运”与“野百合”在参与者、历史背景、结果等方面的截然不同之处，当年李登辉利用“野百合”去达到政治目的，又岂能与民进党利用学生去“倒马”、“打选战”相提并论?硬生生将两者作一时间轴度的等号相连，不知历史的无知还是政治意识之使然?莫说“客观中立”，连基本事实都在以偏概全，又能总结出什么样的真实“社运经验”?
证“台独”势力介入“占中”
尤其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该报道“不自觉”地泄露出一个重要讯息，即“台独”势力曾深度参与香港的“占中”运动。例如，报道引述现为“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邱毓斌之语称：“曾建议香港占领运动也利用上层的矛盾，例如发动当年不支持梁振英做特首的人。但始终由北京到香港是铁板一块，占领运动的政治机会远远不如台湾”。不是说没有台湾势力介入“占中”吗?邱某之言实际上是在揭开“占中”受外力操控之事情。香港市民不知道这个“建议”到“深”到什么样的程度，但“利用上层矛盾”显然是极其阴险的政治手段，是在挑拨离间、是在隔岸观火、是在将撕裂香港。在如此情况下还要学习台湾经验，最终香港学到将是台湾的政治阴谋诡计，以及严重撕裂的族群关系，这值得吗、这难道就是香港要民主要走的路?
或许是意犹未尽，该报道在版面醒目位置列出了这么一句大字标语：“台湾一九九零年的学运既要求民主化，亦要求本土化，选用象徵原住民荣誉、在春天盛开的野百合”。这种鼓吹“政治本土化”的做法，手段并不高明。
一如有评论尖锐地指出，在台湾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台独”利用政治体制的开放在岛内迅速发展，而政治转型前的二元政治体制为“台独”发展提供了机会结构。“台独”运动正是通过理论论述与运动路线的不断调整与台湾政治转型相结合。在理论发展上“台独”运动与民主化、本土化相结合;在路线调整上，由暴力方式向和平方式演变，由“革命”路线向“民主”路线演变，由体制外路线为主，向体制内与体制外相结合，并以体制内为主的路线演变。而眼下的香港又与之何其相似，“港独”不正是与民主化、本土化相结合?策略上，不正是由“占中”的违法与暴力向“议会”转变?香港正处于关键的民主发展期，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看到，所谓的“政治本土化”是极其危险的。
一张报纸做什么、如何做，完全是其自由，无用外人置喙，而编辑也完全可以继续其自以为是的“编辑自主”。但是，即然有报纸自称“公信第一”、自诩“公知”，那么作为读者与一名独立思考的普通市民，指出其错谬也算是一种自由：香港人不需要“台独”的“社运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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