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会见来北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文|杨坚
再过两天，2014年就将成为历史。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
2014年是继2008年人类近现代史又一个具里程碑意义的年份。2008年，发生“百年一遇”全球金融危机，新兴经济体崛起，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俄罗斯攻打格鲁吉亚。这一切，不仅标志着全球金融经济政治格局进入人类近现代史通常一个世纪才发生一回的全面调整，而且，揭示人类进入自欧洲中世纪结束以来500年大变局。
2014年，500年大变局进一步展现：在金融领域，金砖国家决定成立开发银行，亚洲21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经济领域，全球规模最大的亚太经合组织自由贸易区启动，国际石油供求格局呈现调整;在政治领域，乌克兰局势引发俄罗斯与美欧关系分裂，“伊斯兰国”冒起打乱美国全球战略调整。
把握500年人类历史大变局
2014年较之2008年更深刻之处是，它是“一战”爆发100周年、“二战”战略转折(以盟军登陆诺曼第为标志)70周年、柏林墙倒塌25周年，而克里米亚从乌克兰独立后加入俄罗斯、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不同程度地同那几个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
中国在2014年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为全球最大经济体，5月在上海举行的亚信会上，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展现区域和全球大国的影响力。
香港作为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2014年经历了长达79天、空前严重的非法社会政治事件——“占领中环”。这是若干西方国家精心策划的“颜色革命”，旨在颠覆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国家的宪制关系，变前者为独立政治实体;在全球500年大变局背景下，体现若干西方国家竭力遏制中国以维护其既得利益和传统格局。
不无巧合的是，2014年是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签署30周年。尽管在联合声明中，英国政府表示接受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起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是，30年来伦敦一直不放弃藉香港政制改革以夺回对香港的控制。唐宁街10号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前宣布将按英国模式推行香港政制改革，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构成“路径依赖”。为了扭转这一“路径依赖”，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做明确规定。在这样的意义上，2014年是香港回归后一个重大转折点。
特区政府和爱国爱港阵营必须以500年大变局为背景来看待香港政改问题，否则，无法理解反对派为何不惜以身试法、置香港于死地而追求所谓“真普选”，无法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坚守“一国两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谋求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而作出决定。
梁振英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遭受反对派不断攻击，仍反覆强调他本人和特区政府有决心和信心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争取实现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但是，他和他的同事们必须清醒估计香港政治局势，对于2017年可能无法实现普选行政长官必须有足够准备。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陈弘毅教授，在12月14日和25日相继提出关于普选行政长官的新方案及其再修订，让反对派至少有一名代表有机会成为行政长官候选人参与普选竞逐，并且让香港选民以白票方式否决提名委员会推举的候选人。陈教授谋求政治妥协用心良苦，却立即被反对派主要政治团体民主党、公民党所否定。公民党党魁、所谓“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饭盒会”召集人梁家杰扬言，23名“泛民主派”议员必定否决特区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
我赞同特区政府在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制订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方案后，努力游说“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给以支持。在被梁家杰排除的另外4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中，能否至少一二人被说服而形成三分之二大多数以确保2017年实现普选行政长官呢?表面看，似乎不难。香港有长久商业传统，视政治为生意者比比皆是。但是，谈判可以密室进行，立法会投票则是众目睽睽。有人忧虑一旦政改失败其个人政治生涯将受重大挫折，别人也担心一旦政治态度转变其个人政治声誉将荡然无存。何况，香港社会在普选问题上亦严重分裂。
做好2017无法实现普选准备
展望2015年，全球500年大变局将进一步演变;香港政局将进一步恶化。正如12月26日习近平主席会见行政长官梁振英时所强调：“香港政制发展应该从本地实际出发，依法有序进行，应该有利于居民安居乐业，有利于社会繁荣稳定，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希望香港各界从国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整体利益出发，广泛凝聚共识，维护社会安定，推动经济发展，珍视法治环境，确保香港在‘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规定的轨道上稳步前进。”
欢迎关注新时社网香港在线微信（公号：tkp-weihk）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