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梁振英昨天发表其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报告”题为《重法治掌机遇作抉择》，副题是推进民主、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封面用上鲜明的橙色，配上多帧经济、民生照片。
在“报告”中，一无例外地，特首就经济、房屋土地与交通运输、扶贫安老助弱、优化人口、青少年教育与发展、环保和教育、医疗、文康及市政、地区行政等方面作出了回顾前瞻与阐述，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构想与措施，包括明确未来十年的房屋供应总目标为四十八万个单位、进一步优化建造业“补充劳工计划”、今年下半年启动退休保障公众咨询并预留五百亿元、成立三亿元的“青年发展基金”等，都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必要和有效措施，显示梁振英?重“施政为民”和办实事，不是一句空话。
经济和民生，当然是政府施政中最重要的两大范畴，特别是经济，不发展经济又何以言改善民生;但是，一个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决不仅限于经济和民生两端，而是要在政治体制、政府管治、民众质素和法治法规上都有良好的面貌，才有可能确保社会在正确的轨道上稳步前进，而不是政治上争拗不断、有法不彰，社会上“礼崩乐坏”、本末倒置，最终一事无成，甚至陷入分裂、倒退的危机之中。刚经历过“占中”风波的港人社会，在这方面可说有更深刻的感受。
因此，面对二○一七普选特首这一重大政制改革以及“占中”七十九日的严峻事实，梁振英在最新一份施政报告中用了最显着的第一章“引言”位置，强调“一国”与“两制”在宪制上的主从关系、强调普选必须依法和守法，更罕有地就香港大学学生会官方刊物《学苑》近期提出的所谓“香港民族、命运自决”论调作出严正的批驳，就是大有来由和大有必要的了。
梁振英在“引言”中指出：“2014年2月，香港大学学生会的官方刊物《学苑》的封面专题是《香港民族命运自决》。2013年，《学苑》编印一本名为《香港民族论》的书，主张香港‘寻找一条自立自决的出路’。对《学苑》和其他学生，包括‘占中’的学生领袖的错误主张，我们不能不警惕。我们并要求与学运领袖有密切关系的政界人士劝阻。”
对梁振英的批评，相关人物包括立法会反对派议员以及《学苑》主编等，马上第一时间跳出来反驳，他们振振有词地说这是什么“言论自由”和“学术探讨”，还反指梁振英“扣帽子”和“小题大做”。这些“自决论”鼓吹者大可砌词狡辩，但是，事态的严重性却绝非他们三言两语便可以一笔勾销的。
事实是，近日有关“香港民族自决论”的提出，可说是本港自九七回归以来态度最嚣张、性质最严重的一次政治挑衅，而挑衅的对象不是别的，正是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有关论调，不要说回归后和港人，就是回归前，“港人自决”和“香港独立”等谬论，港英殖民管治者也是不敢提、不能提和不能鼓吹的;怎么，今日少数极端激进分子竟敢在堂堂最高学府“港大”的学生报上公然提出“自决”、鼓吹“港独”，还结集成书出版，试问情况还有比这更猖狂、更严重和更不可以接受的吗?
事实是，只要读一下刊登在《学苑》相关文章的摘录，其论述之荒谬、立场之反动，不仅绝不可以用什么“言论自由”和“学术研究”来掩饰，而且简直就是明火执仗、明刀明枪的挑衅和进攻，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任由这种分裂谬论在已经回归十七载的香港特区招摇过市、横行无忌，则香港何以对国家、港人何以对同胞，特区政府更何以对中央交代?
有关论述之荒谬和反动，从以下摘录已可见一斑：“港独运动是一场分离主义革命……必然出现流血冲突。独立之法不外乎有三：武装独立、境外势力扶植独立，以及政治协商独立。所谓武装独立，是指地区战力通过与主权国进行武装斗争，以达至独立自治。有关本土陆地部队的组成方式，大可参照新加坡的军民比例。”
够了!种种“自决”、“独立”谬论的提出，随时可能演变成一场不可逆料的横祸，后果之严重是无可估量的。事实是，鼓吹“港人自决”、“香港独立”，不仅不是口头说说，而是已经成为严峻以至“血淋淋”的现实：七十九天的“占中”、最激烈的冲击“政总”和立会大楼，以至较早前的打?港英“龙狮旗”冲入驻港部队军营，以及大批青年学生交叉高举双手，“命运自决”、“自己香港自己救、自己特首自己选”之类的标语和口号，是已足够令人触目惊心的了。
(本文为新时社报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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