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鲁岷
行政长官梁振英刚刚发表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社会反应不一，主要原因是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各有立场，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还是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事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青年议题，特别是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占领”事件结束不久，如何总结个中的经验教训，回应青年人的诉求，大家都希望在最新的施政报告中寻找答案。
关于青年议题，施政报告用了不少的篇幅，先从宏观的经济发展谈起，“只有持续的经济发展，青年人才可以有就业机会，有更多和更好的向上流动空间”;再讲到社会的大环境，只有“做到百业兴旺”，才能“让青年人学以致用，让所有人各展所长”;接着，又提到青年人的政治诉求，“青年学生向往民主，关心政制发展，值得肯定”，但是讨论政制发展时，应该“是其是，非其非”，“充分了解国家与香港之间的宪制关系”。
至于具体青年政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其一，“培育本地人力，为年轻一代创造更多元化和具前景的就业机会”;其二，“资助学生在中、小学阶段最少各一次到内地交流”;其三，大幅增加“香港与内地中小学缔结姊妹学校的数目”;其四，“与内地各省市研究扩大和加深交流合作”，拓阔青年人视野;其五，增加拨款，“资助现有的青年交流和实习计划”;其六，推展“4个青年宿舍项目”;其七，“成立3亿元的青年发展基金”，资助青年人创新与创业;等等。
应该说，施政报告不是政治报告，也不是政治宣言，尤其是在“后占中”政治争拗异常激烈的当下，过分强调政治反而会激化矛盾，而不利于解决问题、纾缓怨气。施政报告固然不可能满足全社会所有持份者的诉求，做到有求必应，但是它理应涵括具有主体思想的施政方针与施政理念，并且推出一系列确实可行的政策，真正落实“行政主导”，让市民看到政府依法施政的决心与魄力，同时对前景充满乐观的期待。
延续上一年度施政报告关于青年议题的论述，当时重点提到“让年轻的各展所长”，同时地，在今年的施政报告中，行政长官也在努力地解构这个问题，强调“大学生是社会未来栋梁”、“青少年是香港的未来”。基于这个立论，可以看到施政报告依然是围绕着青年问题而展开多项的政策措施，涵盖了政治、经济、民生等几个大项，也包括了教育、就业、创意、房屋、康体等诸多范畴。因此，以青年为施政轴心，以青年为政策制订的核心，这样的脉络呼之欲出。
特区政府重视青年人的诉求，推出各项有利青年人全方面发展的政策措施，青年问题也是未来施政的重点之一。诚然如此，为何现时的青年人还不是十分领情，甚至有或多或少的抵抗情绪呢?要解答这个问题，还是应该回到施政报告本身，再问问那些即将推出的青年政策措施，是否照顾到时下青年人的最迫切、最核心的需要呢?既然行政长官有心解决青年问题，苦心孤诣各种青年政策，何妨更进一步，将青年人的政策目标提升到另一个高度，真正做到青年优先、青年轴心。
凡是人都必须经历“生老病死”四个阶段，如果说这个社会的经线的话，那么，社会的纬线则是生活的“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在一个由“生老病死”和“衣食住行”交织而成的社会经纬度里面，青年人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其需求是最旺盛的，同时其创造力也是最强大的，因此必须善加引导，同时也让他们在精神层面也获得最大的满足。这也就说明为什么社会必须重视青年人，为他们提供服务社会、贡献社会的正能量，避免他们步入歧途，徒然制造不稳定的因素。惟有如此，才能令青年人各展所长，让我们的社会充满活力与动力，不断向前发展。
毋庸置疑，施政报告在“生老病死”和“衣食住行”等方面为青年人提供了各项相关的政策措施，值得充分肯定。但是，青年政策和工作不应该只集中于提供物质的支援，特区政府还要让青年人多参与社会事务，透过与青年沟通及互动，缩窄不同世代之间的分歧，尤其是政治上的分歧。经历79天的“占领”运动，虽然最终成功清场，也相对和平地落幕了，但是部分青年人与特区政府的心结还是无法完全解开，这固然是青年人不理国情、自以为是的原因，是否也与苦无一个公平的机会参与社会事务有一定关系?
对此，新民党在回应政府施政报告时，就提到两方面的积极建议：一是让更多青年人加入政府咨询组织，促进沟通与互动，聆听青年人的诉求;二是检讨青年事务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组成方法及成员结构，鼓励他们以正面及积极的态度参与社会及青年事务，同时让政府更准确地掌握青年人的期望。
如果我们期望施政报告可以立即解决当下青年问题，显然不切实际，但至少让大家看到了它在回应青年诉求方面的诚意与努力，也浮现出以“青年轴心”为主体的施政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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