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月十年，四战四捷，不仅大幅提升深空探测能力，还推动相关技术发展
希望下一个目标是火星（关注）
本报记者吴月辉
2004年1月，国务院批准绕月探测工程（即探月工程一期）立项实施。
2007年10月，嫦娥一号卫星成功绕月，标志中国迈出了深空探测的第一步。
2010年10月，嫦娥二号卫星获得世界首幅分辨率为7米的全月图，目前有望飞到3亿公里的深空。
2013年12月，嫦娥三号探测器披挂出征，成功实现月面软着陆，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实现月面软着陆和月面巡视探测的国家。
2014年11月，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获得成功，为确保嫦娥五号任务顺利实施和探月工程持续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嫦娥一小步，中国一大步。十年来，中国探月工程四战四捷。为何能取得如此辉煌战绩？又有哪些经验？未来还有哪些深空探测计划？带着这些问题，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首任探月工程总指挥栾恩杰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首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
在条件不成熟时，如果勉强开展深空探测，是一种浪费
记者：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我们国家航天发展路径有何不同？
孙家栋：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发展道路都是卫星一上天，马上就开始进行空间物理探测活动。我国则完全不一样，第一颗卫星成功发射之后，我们并没有急于去搞深空探测，而是继续研制了一系列各种应用卫星，来满足我们当时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记者：选择这样的发展路径是出于何种考虑？
孙家栋：这条道路非常符合中国发展的具体情况。这么决定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当初我们在开展卫星的研制时，中央就明确要求要实用，要确实能解决国家经济建设的急需问题，完全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第二，当时各方面技术条件都还不太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勉强一定要搞深空探测，这就是浪费国家财产，浪费资源，浪费人力。所以我们从上世纪70年代第一颗星上天之后，紧接着就抓住国家经济建设需求来开展航天活动。直到20世纪末，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这种背景下，除了继续研制国家经济建设所需的一些卫星之外，我们已经具备能力来开展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活动。而深空探测第一步就是先往月球上发展，我国的探月工程也由此正式立项开启。
充分利用成熟技术和现有装备，并进行适应性改进和创新
记者：探月工程的整个技术路线，现在看来非常正确。可当初决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吧？
栾恩杰：月球探测是我国首次开展对地球以外天体的直接探测，在卫星设计、轨道设计、地月空间环境适应、远距离测控通信、科学数据处理与反演等诸多方面，较之以往的人造地球卫星和航天飞行技术不同，是我们从未涉及的全新领域，极具创新性、挑战性和风险性。怎样在我国当时现有的技术水平和有限的经费条件下，实施复杂的多学科、高技术集成的创新工程？怎样选择正确的技术路线使科学目标通过工程的实施变成现实？这的确不容易。
纵观人类探月历程，分“探、登、驻”三大步。基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经济条件和技术能力，我们反复梳理、分析了当时现有的资源和能力，在多次权衡利弊之后，最终确定以“探”为主攻方向，分“绕、落、回”三步实施，突破无人探测基本技术。每一步之间，前一步是后一步的基础，后一步是前一步的跨越。每次的任务安排，要承前启后，尽可能用好前一次的成果，为后一次任务开展验证。
这条技术路线后来被实践证明十分正确。这就是充分利用成熟的技术，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和装备，经过可靠的适应性改进，在有限的资金支持下、在确定的周期内有把握地完成工程任务。比如，嫦娥一号卫星的平台就选择了我国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的公用平台，当时该平台已经成功用于7颗国产通信卫星，是一个成熟可靠的平台，只要进行适应性的改进、设计，就可以满足嫦娥一号卫星的需要。
这条路线在立足降低风险和提高工程可靠性的同时，也在各系统的适应性改进中大力推进了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使我们突破并掌握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把深空探测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将来任务中，备份问题值得好好研究
记者：十年四战四捷，成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栾恩杰：我想是有四方面原因：首先它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使得我国经济和科技水平飞速发展，才有财力和技术能力去开展探月等深空探测活动。同时也离不开中央领导集体的英明决策和鼎力支持。二是刚才所说的正确的技术路线，以及完善配套的工程体系。三是航天人的努力奋斗，他们顶住国外技术封锁压力，以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最稳的质量出色完成了工程任务。四是全国上下通力合作，“万人一杆枪”。
孙家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央的鼎力支持，同时我们也选择了一条非常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积极发展的同时，也安排了合理的投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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