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香港和内地有过一次关于“港独”的议论。当时内地方面，不光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一再表态，连退休多年以来长期低调的港澳办前主任鲁平都反覆高调发声。香港方面，特区政府则躲了起来，“健康力量”除了三两老头力竭声嘶的喊喊之外，已等于子虚乌有。
我当时就评论：“反对派当时的判断，认为中央既认定‘港独’是个假议题，香港根本不可能独立，所以他们可以继续闹下去。特区政府认为‘港独’属于‘意识形态问题’，亦即只要‘港独’活动不冲击现有法规，政府不管;换句话说，即是结论跟反对派殊途同归，对‘港独’活动和言论大放绿灯。于是反对派便坚持‘港独’不是‘港独’这连‘白马非马’都不是的谬论，继续大张旗鼓的把不是‘港独’的‘港独’进行到底”。
早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公开和正面地批评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煽动“港独”，可以说突破了特区政府的“意识形态洁癖”，意义重大，值得鼓励。反对派看到以前的招数不灵了，当然大呼小叫，主流港人大都在说，几个小孩子闹着玩的，成不了气候，批他们只是抬举了这一小撮废青，让“港独”派大条道理继续挑衅，说梁振英打压他们只会助长“港独”势力云云。
“‘港独’不是‘港独’”的这个逻辑，还是“港独”派至今的主要伎俩。《学苑》编辑的各种发言，砌辞狡辩指自己只是“讲独”而非搞“港独”，是最明显的例子。
《学苑》于最新的一月号再刊登“港独”文章，断言港人“要不就负隅一战，奋起革命，要不就屈从一统，沦为奴才”。又称“港人面临灭族，只有一场彻底的本土抗赤革命，方可自救”，“以武抗暴就是唯一选择”。
《学苑》自然会表示刊物中也有反对或质疑“港独”的文章，以示“平衡”，但我们当然知道那些都是陪衬，读者看完以后，丝毫不会接收不到《学苑》的意图。这种假中立，是特区政府之下香港电台的节目《城市论坛》的惯用伎俩，我们见惯见熟。
但无论如何，直到今天，“港独”仍然没有成气候，也还没有成气候的条件。有了这个基本判断之后，却不代表我们可以对“‘港独’现象”掉以轻心，因为“港独”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牵制较具国家情怀的老一辈“主流反对派”，最终维持“独港”的状态。
之所以说“维持”而不是“达到”，是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一种“独港”的状态。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十七年来“去殖”失败的自然结果。1997年回归，只换了一些区旗和区徽，其他“马照跑、舞照跳”，强调“河水不犯井水”。这样的安排，除了在最象徵性的符号上，基本上维持了殖民地的一切制度和人事，这自然是一种“独港”的状态。国家和特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主动“去殖”，最近特区政府更因为尝试推“国教”失败后宣布无限期搁置，因此“独港”状态不但没有变化，甚至愈演愈烈。
我以前提出“搞‘港独’就是不搞‘港独’，不搞‘港独’就是搞‘港独’”，意思就是大张旗鼓要搞“港独”的，往往不是真要“港独”，但他们所要的所谓“不是港独”的东西，其实跟“港独”无异。
抽象地讲可能有点玄，我们举个例子。继其前副总编辑王俊杰日前在《城市论坛》公然承认赞成“港独”之后，《学苑》前总编辑梁继平亦承认支持“港独”，但梁却表示愿意以“港独”作为谈判筹码，称若有“真普选”，就毋须再讨论“港独”。这一语道破了“独港”的逻辑：反对派要的“真普选”，和“港独”根本就是一回事，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我们之所以要对“港独”采取杜渐防微的态度和措施，正在是因为社会中充斥着上边的姑息养奸心态。我们的主流社会如果不姑息“港独”言行，根本就不需要杜，也用不着去防，它根本就生长不了，很快就要萎谢。过去我们长期对反共反华和卖国言论不但不予批判，反而提供保护，予以宣扬，终于滋生出病态本土主义。我们对已经冒出了头的病态本土主义还不予迎头痛击的话，不用很久，“港独”思潮便会渐成气候。
“独港”跟“独台”相似。“独台”坚持“分裂分治”立场，主张“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不求独立，只求永远“保持现状”，“不统、不独、不武”。在香港，我们讲“一国两制”，“一国”是否在“两制”之上港人尚且争论不休，两个制度之间的主次问题，更是无论左右所有政治人物的禁忌。在不少港人的概念里面，香港和内地，就是两个对等的制度(其实他们心底里大都觉得香港制度有绝对和全面的优越性)，即“两个对等政治实体”，这不就是“独台”所追求的状态?
所以说到底，批判《学苑》的“港独”思想，真要针对的倒还不是几个小孩，而是要藉此提醒主流社会，别做东郭先生了。对于这一切都视而不见，还刻意姑息庇护，反映出反对派普遍脑袋有“病”，而且“病”得很深。
“独港”思想从来都在，亦无处不在，一般人就像呼吸一样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施政报告中的这句话，大家不妨细细回味：“在经济方面，香港有独特的‘一国’和‘两制’的双重优势。香港既是中国的一部分，得益于国家的高速发展，享有国家给予的优惠，同时亦享有和内地城市不同制度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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