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必须同行政长官一道，形成正确的政治领导。资料图片
文|杨坚
行政长官梁振英的第三份施政报告，由于“破天荒”点名批评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若干鼓吹“港独”的文字，遭反对派抨击。攻击的说辞不一，其中之一是“施政报告”变成了“政治报告”。
“施政报告”为何不应该是“政治报告”?“施政”与“政治”难道截然不同?香港社会愈益政治化，全社会精力几乎完全为政制发展所消耗，怎么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必须同政治绝缘?
诚然，我明白，反对派是将施政报告比拟为国家执政党领袖向全国党代会所作的政治报告，是对行政长官政治立场的指责。然而，“政治报告”这一名称是中性的，“施政报告”这一名称也是中性的，二者相提并论，不能证明反对派聪明，只能暴露他们顽固的偏见以及面对香港政局急剧变化黔驴技穷。
香港大学学生会《学苑》鼓吹“港独”已不是单纯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而是香港政治形势的反映。新一年施政报告史无前例地揭露和批评这一现象，是香港政治形势空前恶化使然，不是行政长官别出心裁。
支持特首是官员责任
值得重视的是，王永平于1月21日在《信报网》的“论坛/博客”发表《梁特首施政报告不该批评〈学苑〉及损害港青前途》中称：“虽然梁特首事后三番四次指这番批评是‘集体制作’，但似乎没有一个司、局长愿意承担责任(最有资格参与制作的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表示他没有看过学苑文章，不便评论)。”
如果那样的批评成立，那么，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是否团结一致就是有疑问的。
于是，本文标题就有了两层涵义：特区和特区政府不仅要讲政治，而且要讲正确的政治;不仅要讲正确的政治，而且要形成正确的政治领导。
坦率地说，历任行政长官施政报告的政治水平是值得推敲的。首先，是受制于传统。尽管1984年伦敦宣布将向香港引入西方政制，但是，直至1997年6月30日仍是港督大权独揽，“殖民制度”性质未受触动。政治内容在历任港督施政报告中不是也不必是重头。九七前后讲平稳过渡，从首任行政长官首份施政报告开始，至今四任行政长官已经发表的施政报告格式和表述都仿照港督施政报告。即使从2003年以来特区政治风云迭起，从2007年以来政制发展迈向普选，从2012年以来政治斗争进入决战，从2014年以来决战愈益炽烈，但是施政报告风格依旧──各政策局政策建议集大成。有人对2015年施政报告做这样的评价：引言和结语为梁振英所撰，其余系公务员制作。可见，梁振英新一年施政报告引言是对施政报告传统的偏离。
然而，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是颇具政治色彩的，不仅总结英国对香港长达一百多年的管治，而且，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践“一国两制”开列应予遵守的原则。相比较，历任行政长官施政报告反映香港欠缺如彭定康般老辣的政治高手。
诚然，首位行政长官近9年来在国家领导人位置、经中美关系历练，现任行政长官经受尤为艰巨的政治考验，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政治水平，是特区形成正确政治领导的题中应有之义。
“政治领导”是从上至下的。但是，形成“政治领导”需要上下结合。王永平在上述文章中称：“经过去年震撼中外的占领行动后，特首梁振英在《施政报告》引言中谈政制发展不应偏离《基本法》，是无可厚非的政治动作。但当我在电视机前听到他说要‘引导他们(指大学生和其他青年人)充分了解国家与香港之间的宪制关系’时，我已感到这个‘家长训示’不会令今天香港的青年人听得入耳。”固然是带有偏见的批评，却不无发人思考的元素──如何让青年以及香港不同年龄的居民参与形成政治领导的过程，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政治领导。
董建华在1月20日下午记者会上称，香港须推动人心回归，但是，内容必须是真材实料。这就要求特区政府提供正确的政治领导。
全面推动基本法教育
正确的政治领导不是说教。特区历届政府不是没有推广《基本法》教育和宣传，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为何称特区需要“一国两制”“再启蒙”?是特区缺乏“政治领导”抑或缺乏“正确的政治领导”?是缺乏“正确的政治领导方向”抑或缺乏方向、内容、形式相一致的“正确的政治领导”?
“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贯彻执行已接近18年了。时间不算长，但是，经验和教训颇丰富。我一再说，关于政改咨询既应争取具体共识方案，也须推动关于全面准确理解贯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宣传教育，就因为没有后者不可能有前者，而正是由于10多年来缺乏后者，前者如“镜中花、水中月”。
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必须同行政长官一道，形成正确的政治领导。对于新一年施政报告批评《学苑》，以行政长官个人意见为藉口“划清界线”，以尊重言论自由为幌子淡化分歧，应该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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