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孔永乐
3月23日，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辞世，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以及多国元首领导纷纷对李光耀的离世表达深切哀悼，并赞扬李光耀一生对新加坡及亚洲地区的贡献。李光耀在短短数十年间将新加坡建设成安全、整洁及高效率的先进国家，在房屋、交通运输、教育医疗等多方面皆在国际上达到高水平的美誉。本文只集中李光耀对媒体的看法与要求，同时让读者思考香港的一些现实情况。
1950年代至1960年代期间，新加坡正处于政治转变中。李光耀分析，由于歷史因素个别英文媒体中的新闻从业员深受他们上司的英国主编及记者的影响，未能透彻了解西方的价值标准与本地固有文化之差异。例如，受西方教育的一群对社会及政治制度的议题上经常以个人利益超越群体利益。同时，华文、印度泰米尔文或其他语言的本地报纸，则以读者的群体利益为出发点，并无新加坡意识。
李光耀认为，大众媒体（特别在新发展国家的传媒）应该塑造一种良好的社会气氛，让市民积极学习新知识及相关技能，从而提升社会的人口劳动力，最终令社会不断向前迈进。若然传媒只是不断抨击及嘲讽现有政府及自己的领袖，而政治人物却未能有相应的回应及声明，这样市民永远得不到官方信息，大众也不懂得如何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更重要的是，在自由及民主的社会里，不同传媒可以抱?不同的观点，然而却不能在民主选举前刻意歪曲候选人的信息，误导大众的政治决定。
1959年，李光耀在距离大选投票前两星期，逐一列出某些西方记者的报道。在《李光耀回忆录》中，李氏指出个别媒体报道的偏见已经达到明目张胆的地步。李光耀批评，他们的最终目的只是维护个人或某些群体的商业利益，而不是真正捍卫新闻自由或获取资讯的权利。李光耀当选后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1971年，李光耀亲自到芬兰赫尔辛基国际传媒研究所（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向西方人士解说新加坡政府与传媒角色及关系的一些看法：新加坡是一个新发展国家，需要有稳定的工作纪律、专业知识，以及在科学及科技上有踏实知识的人才能有效帮助国家发展。西方新闻经常聚焦有示威及暴力倾向的年轻人。这种取向对新发展地区的社会及经济进展毫无建树。在心理学的角度上，个别大众会仿效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的新闻。若然大众在新闻上知道骑劫民航客机或绑架外交官能图利，世界其他地方定必陆续出现类似情况。在此角度看，不停报道暴力示威的年轻人只会激发更多暴力示威行为。有效的措施与处理骑劫客机新闻相似，传媒应将焦点聚集于失败骑劫者之刑罚，这里才能阻吓同类事件相继发生。
作为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指出他只能表达自己对新加坡媒体的要求。他无权干扰外国传媒如何报道及整理新闻，除非他们对新加坡的有关报道内容并不真确及全面。这时，负责任的政府必须辩驳，表达正式的政府立场。否则，新加坡政府的声音便会在众说纷纭中淹没。
现在，香港的情况如何？读者能否在大众传媒中吸收新资讯、掌握新技能，继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抑或，读者每天阅读煽情但欠缺分析的单面信息，而当中的信息对改善人民生活及社会经济发展毫无帮助？香港社会发展也处于转型期，近年来在各项社会指标如住屋、教育、医疗、退休保障、兴建铁路机场新跑道等都需要客观及专业的评论意见。
笔者的忧虑是，香港的传媒好像渐渐失去了提供善意或具建设的批评。同时，传媒正削弱一些传统文化观及社会态度。本地的大众传媒好像正营造一种气氛，青年无需要学习知识，也无需要注重纪律及尊重其他社会团体及专业人士。任何青年都可以在声称的“公民社会”里对各种专业课题提供权威及唯一的“意见”方案，从而左右政府的施政方针。
“占中”发生后，我们更要思考大众媒体能否采取市场上任意放任的态度。记者或评论员是否可以单凭感觉或构想便将个人感受表达出来，过程中毋须考虑法律或社会道德观？我们是否容许报纸大老板或总编辑有权决定想登什么就什么？若然报纸经常容许煽动社会动乱或宗教民族仇恨的文章刊登，虽然文责自负，但传媒老闆或总编辑需要负担法律责任吗？若然传媒的报道、评论和照片令社会引起动乱，甚至人命伤亡，传媒老闆及新闻从业员是否需要负担法律责任？西方传媒曾引刊登讽刺回教的漫画，触发社会骚乱及无辜市民人命伤亡。梵蒂冈也罕有地表态抨击个别西方媒体，令世界充满矛盾和动乱。
新加坡的例子显示，政府对人民道德要求是一回事，但法律的执行才能有效改变人们的各种态度。例如人们需要将工资一部分存入退休基金，不能只顾现在的享乐。在传媒的范畴上，如何平衡言论自由与社会利益之权益是重要的问题。以读者的角度看，香港有其独特的歷史文化，传媒也毋须刻意学习某一个地区或国家而失去本身的风格。香港的经济结构、人口比例、族群团体均不断变化。香港需要借鉴世界各地的例子，巩固传媒与政府社会的良性互动。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一生为新加坡人民带来弥足珍贵的卓越经济成果，同时亦给予世界各地政治领袖不少难得的管治经验可供参考。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