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漫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从“打虎拍蝇”的战果看，不少落马官员的背后，都晃动着商人的身影。而随着反腐败斗争的逐步深入，官商关系又出现了从“勾肩搭背”演变为“背对着背”的苗头。政商之间，究竟应该怎么处，需要遵循哪些法则？在刚刚闭幕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以“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为主题的分论坛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政商关系的探讨。
畸形政商关系危害巨大
以十八大以来的典型腐败案件为例，高官落马的背后，基本上都有商人的影子：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件中，商人丁书苗是重要的行贿人，并因此获刑2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刘铁男腐败案件中，有“裙带商人”倪日涛的影子；近期的“明星官员”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周围也是被地产商人所“环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2015年两会山西省代表团开放日上，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省长李小鹏直言，山西很多腐败案件背后都出现了煤老板，都涉及煤炭资源交易。
受访专家认为，在官商勾结腐败中，官员为商人在政策制定、资源分配、招标投标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对市场经济秩序、国家公众利益、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造成了新的不公平，危害巨大。
“畸形的政商关系以乱审批、打招呼、充当保护伞这样的行为模式存在。还有个别官员在位时搞权力寻租或直接利用权力受贿，辞职后以下海经商之名，将黑钱洗白。”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谢维华介绍，贪腐官员与不法商人深度勾连，官员借商人之手完成了权力“变现”，商人利用官员的权力谋求不正当利益。
在某些别有用心者的操作下，一些松散型的政商关系演变为紧密型、稳固型的政商共腐“圈子”。一些领导干部与企业老板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官为商谋利，商为官敛财，进行封闭式权钱交易，形成了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连环输送的利益链。
一些商人、老板随领导干部任职单位、部门和地方的变化而改变业务的区域布局，业务领域、区域和范围随领导干部任职的空间变化而变化，随领导干部权力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双方如影随形，具有长期性。某些从政者和经商者故意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与企业经营活动相交织，以业务活动掩盖、掩饰权钱交易腐败犯罪的本质，伪装性、欺骗性、隐蔽性更强，腐败度更深，腐蚀力更巨。
官商勾结根源在于权力过度集中
去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去年底，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与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正义网联合发布的《2014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分析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勾勒出了政商生态劣迹，随着国家反腐败持续发酵，查处政府官员贪腐犯罪力度不断加大，与之相伴而生的企业家腐败犯罪将呈上升趋势。
今年2月10日，法制日报社《法人》杂志和中国青年报社舆情监测室联合发布《2014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报告对2014年度的企业家犯罪案例进行了总结，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政商勾结、群体腐败现象严重。
“从国企涉及贪腐案件较多的方面来看，政商界限不清是一直存在的问题，加之用人机制不规范，一些政府官员在国企任职或者挂职，很容易产生政商的利益交换。”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教授说。
在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硕士生导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胡功群看来，如果企业发展过分依靠政策而不是依靠法治，过分依靠政府而不是依靠市场，这种角色的错位就极容易产生官商勾结，腐败是其必然产物。
官商勾结的外在表现是人际交往，其实质则是权力与资本的不法勾兑。“政商勾结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尤其是资金需求量大、涉及一定行政审批或者行政垄断的领域，官商勾结问题格外严重。”谢维华说。而行政权力监督的缺失，则进一步加速了畸形政商关系的发展。胡功群认为，如果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就为“走捷径”的商人打开了“方便之门”。社会上也会因此慢慢形成一种不良风气和习惯，做事情首先是找关系，没有关系就办不成事，权钱交易司空见惯，没有腐败才是奇怪。
从“勾肩搭背”到“背对着背”
全国政协委员、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关注到了政商关系出现的新动向：有些地方出现了懒政怠政的不作为现象，一些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对企业家避之不见；而有些见了企业家满脸笑容、客客气气，搞“软拒绝”。
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现在的“背对着背”，官员和企业家之间横亘着无形的“隔离门”和“玻璃门”，使企业发展得不到正当支持和服务。
胡功群说：“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从客观上说，现有的权责不明是主要成因，官员拥有的权力与应负的责任不对等导致其‘不敢为’;从主观上说，个人利益受损导致其‘不想为’。”
懒政、怠政，不仅危害政商关系，而且也阻碍国家的发展。2014年10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强调，庸政、懒政同样是腐败，是对国家和人民的极大不负责！在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别强调，“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
政商之间需以党纪国法做“防火墙”
随着新常态概念的提出，破除“勾肩搭背”、摒弃“背对着背”，构建政商关系的新常态已经成为共识。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要求，加之八项规定的出台和实施，使得对官员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这样的形势为构建政商新常态提供了契机。
李景平告诉记者：“官和商应回归本位和常态。官就代表国家监管机关，商就代表社会组织和公民，各行其道。监管者不能插手商业活动，不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而企业应该按照企业规则依法经营，不能向官员寻租。”
在李景平看来，良性的政商关系应该是分界很明确，要当官就不要经商，并禁止官员亲属经商营利，官商因工作产生交集的，应依法各司其职。所以依法治国不单单是政府要依法行政，同时也需要企业依法经营，公民要遵守法律。
谢维华认为，政商关系应遵循“刺猬法则”，即官与商交往既要保持好安全距离，防止生成“利益共同体”导致腐败；又要保持正当联系，为企业营造良好环境。
“在商言商，在政言政。”胡功群说，“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政商可以‘近’但不能‘粘’，两者中间的‘防火墙’就是党纪国法与制度。政商相处应有清晰透明的边界，官员商人各守其志，按法律规则办事。法律规则以内有自由，法律规则以外有监督。”
政商关系新常态需要官商交往新观念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加强行政监察，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对公共资金、公共资源、国有资产严加监管，提出了“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三个清单的概念。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清单便是“本职”的具体化。胡功群说：“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与‘没有道德的商业’的唯一道路就是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落实‘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既让官员和百姓知晓权力是什么，又让老百姓对官员权力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减少甚至杜绝官员发生不作为、乱作为，使政府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企业行为更加自主、规范，最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作用。”
谢维华建议，一方面，政府要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将行政之手从微观经济领域撤出来，不要过多干涉企业经营，减少不必要的审批权，缩减繁琐的行政流程，由事前监管转为事后监管，由管理型政府转为服务型政府；另一方面，要畅通官商正常交往的途径，让官员摒弃廉洁自律不自信的意识，把正当的官商交往放到桌面上来，既让官员能够及时了解企业所需、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又能避免企业千方百计抱官员“大腿”满足自我发展之需。
构建政商关系的新常态，于商人一方，也有功课要做。
“作为企业，也要转变‘权力就是生产力’的畸形心态，依托政府提供的基础服务，走自主创新发展的路子，把心思放在生产经营的正道上。”谢维华说。
谢维华还提到了在企业内部开展法治培训，“在企业内部宣传全面、彻底、常态性法治反腐立场，构建企业反对腐败、奉献社会的文化氛围，加强企业家个体的诚信建设，反对投机取巧和违法乱纪获取经济利益。”
在新形势下，构政商关系的新常态，既要体现相濡以沫，共度经济社会发展的困难时期，又要相忘于江湖，“和而不同”；要在法治的体系下，依法行事，建立官商共同遵守的习惯和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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