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八骏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三日行政长官梁振英发表以创新经济、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繁荣共享为主题的施政报告，阐述本届政府馀下任期的施政，并且，为香港长远发展提出若干规划。
然而，香港正面对回归祖国以来，空前严峻的管治困难。
特区第二届政府上任不久，遭遇严重管治困难，是因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缺失，和推行高官问责制，使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急速恶化。当时，香港经济虽未摆脱亚洲金融危机阴影，但是，社会结构依然以分层为主，没有出现阶级对立。
制度滞后 分化加剧
而今，香港政治矛盾、社会矛盾相互纠缠，社会政治两极化史无前例，阶级对立史所罕见;本土主义、去中国化鼓动港独势力等，使香港与国家主体关系陷入回归以来低谷;一场新的金融风暴正在孕育，经济下行风险可能恶化为经济衰退。
更严重的问题是，香港从上到下，各阶层各界别乃至建制，普遍对香港前途和命运深感迷茫或彷徨。因为，从一九八四年以来，长达三十年里，香港相当多居民对于这个城市的两大信念政治上可以推行西方普选制度，经济和社会可以凭藉五十年不变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在二零一五年因为关于普选行政长官的政改受挫，和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全面重整进一步深化，而动摇。
特区第二届政府遭遇管治困难时，采取政治调整和经济举措能够化解。因为那时，以上两大信念依然支撑?管治的基本架构，也依然维系着香港主流民意。此所以有人不仅能接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而且能以高民望连任第三任行政长官。
但是，今非昔比。眼下，无论管治架构还是社会各界，不只是弥漫对于香港前途和命运的疑虑和忧思，而且，已形成不同利益群体或集团，相互猜忌甚至勾心斗角。
二零一五年下半年以来，管治班子重要成员，对于香港地产市场形势判断、和相应政策措施是否需要调整，暴露分歧。最近，关于如何完善退休保障制度，重要成员也隐约透露不甚一致。
一方面，管治班子的团结存在?隐忧，另一方面，历届政府所依靠的建制派呈现分化。
在梁振英发表二零一六年施政报告后，反对派政治团体固然一面倒地骂声不断，但不能不重视的是，在建制派中，除民建联和经民联表示肯定和支持外，自由党、新民党和工联会从不同角度，分别给予批评或表达不满。
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集体对施政报告不满，因为行政长官对于强积金对冲和标准工时问题采取回避态度。
特区政府应当明白，在强积金对冲和标准工时问题上，香港劳工界的立场是一致而坚定的。在这两个问题上，阶级对立压倒政治基本矛盾，反对取消强积金对冲以及反对标准工时立法的是整个商界，而坚决要求取消强积金对冲并为标准工时立法的，则包括爱国爱港工会和反对派工会。
两大因素 推动改革
以往，对于劳资矛盾，特区政府或者采取有所倾向的态度，或者采取居中协调的立场。但是，今天劳资矛盾已形同水火，特区政府居中协调的空间，被压缩至无所作为的地步。施政报告不得已而回避，商界固然乐观之，但是，工会即便是爱国爱港的工会则感到无法容忍。
同时，关于完善退休保障制度的咨询，将触发更广泛的不满。特区政府的倾向已告白于天下反对不论贫富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赞同对经济有需要的长者给予优化版长者生活津贴。然而，要求全民退休保障的，不只是代表基层的工会，而且包括相当多中产人士。在政府推出咨询前，香港社会已形成要求全民退休保障的舆论，试问政府如何化解?
尽管行政长官做了很大努力，但是，施政报告对于应对空前严峻管治困难，成效有限。香港政治形势和社会局面将进一步恶化。
一方面，爱国爱港阵营必须严阵以待，尽量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维持社会稳定。在相当多居民对香港前途和命运深感困扰的时候，如果经济金融形势恶化令社会稳定受损，那么，管治困难很可能恶化至不愿想像的地步。
另一方面，香港社会各界和重要政治人物必须反思，香港面临的空前严重的管治困难，究竟哪些是客观因素造成的?哪些是主观因素使然?对于政治团体、政治人物，尤其对于志在竞逐下一任行政长官的政治人物或公众人士而言，尽可能分辨客观和主观因素至为重要。
所谓客观因素是指，无论谁做行政长官，无论哪些人组成管治班子，都难以改变的制度、架构和传统。所谓主观因素是指，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成员的个人政治立场、理念、才具、性格和作风，甚至包括健康状况。
清醒认识香港空前管治困难的客观原因，冷静分析现任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的主观表现，有助于判断香港未来一年半的政治和社会情势。同时，分析其他有意竞选下一任行政长官者的主观条件，有助于判断谁比较适合领导特区第五届政府，以及香港政治和社会未来走向。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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