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孔永乐
旺角发生暴乱后，香港社会上各有意见分析暴乱的各种成因。本文尝试提出几点，让读者思考更多问题。
第一，警察威权不容挑战。世界文明社会都不能容忍人袭击警察。有人认为，由于香港警察暴力，或者是制度暴力，故此暴徒需要武力抗争。不过，我们看到的是暴徒追打警察，甚至有警员倒地仍然继续袭击警员。至今，不少人聚焦一名警察在法例上能否向天开枪，却似乎甚少谈论旺角暴乱人士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刻意袭击警察。要知道，警察的主要责任是捉拿疑犯，以及拘捕及扣留扰乱公共秩序之人士。现实上，疑犯会反抗、威胁他人生命等。世界上甚少犯罪及犯法的人主动投降及承认自己的过错，一些更会以武力反抗。故此，不少地区的警员配备武力装备以完成执法工作。这次，暴徒刻意选择在新春假期袭击装备较弱的交通警员，可见暴徒也有其战略的特徵。笔者认为，香港警察检讨旺角暴乱时，更需要重视前线警察面对街头罪行的复杂现实情况。
进一步来看，警察只是负责执法，最终是无辜或有罪留待法庭判决。试问，这样的现有制度如何暴力?
现时，香港社会上少数人经常强调制度暴力。早前香港大学副校长争议出现暴力行为是基于制度暴力。立法会议会失序也是制度暴力等。在言论自由下，不同公民及组织可以发表不同言论。然而，我们如何确保言论一定是正确，对社会一定有益? 旺角暴乱显示，这些独特诠释对年轻人及大学生的行为及思想观有极大影响。笔者认为，这才是年轻人发起及散播暴力抗争思想及行动的其中一个重要根源。
民间暴力 动乱之源
第二，旺角暴乱后，有大学组织发表公开声明，强调他们永远站在反抗者一方。从微观的角度看，这公开声明的内容是否涉及煽动动乱、诱人袭击警察?早前，香港大学学生会代表与激进分子已经严重影响大学校务委员会的正常运作。不过，大学校方似乎从未惩罚滋事分子。现在，有香港大学学生也涉嫌参与旺角暴乱，严重影响公共秩序及他人生命。
细心观察大学教育的人士会认同，大学内激进学生只是极少数。现实上每年都会有极少数激进学生解犯违规行为，这与谁人当校长，以及学校是否有暴政没有太大关系。反而，这与训导处是否合理惩罚违规滋事学生，以及校规能否有效防治激进学生有较大关系。若然激进人士没有受到严惩，违规者会不断重犯，违规者人数也会越来越多。
从宏观的社会角度看，香港回归后的政治不稳与大众传播监管宽松有密切关系。1951年，港英政府曾制定了《刊物管制综合条例》，严格规定防止个人或组织利用大众传播散播破坏香港社会治安、煽动动乱、诱人犯罪及损害政治稳定的言论或刊物出版。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自1986年起监管大众传播的法例却越来越宽松。1986年12月，港英政府建议撤销《刊物管制综合条例》的大部分条例，最终整体条例于1987年撤销。
现时，大学生言论、行动及公开声明是否违反大学教育条例或危害公共秩序? 若然学生可以因公义围堵校长及学校保安，社会上的个别人士也会认为以公义为由围堵袭击警察没有任何问题。为防止激进行为越来越暴力化，政府及大学都需要思考各种方法，以尽快稳定秩序。若然现有法律未能有效维持社会秩序，政府需要考虑更新修正传播法、公安条例等，大学也需要正视校规，以防止暴力行为进一步蔓延滋生。
第三，社会上有人认为暴乱源于经济艰难或政府暴政。然而，歷史上不少学生抗议或暴力事件与经济或政府没有明显关联。1968年，美国、法国、意大利及德国等地都出现大型激进学生暴力行为。美国政治文学家Paul Berman指出，1968年全球根本没有发生重大影响经济的变数。1960年代末的青年生活在和平、舒适、民主的地方接受大学教育，享受比父母更多的机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及法国等也是民主国家。Paul Berman认为，年轻学生在学校、咖啡店，以及个别激进人士及刊物的长期思想灌输下，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道德价值观。年轻激进人士认同多反抗、少服从的方向。一些更认同抗命不认命及近乎于以死革命的思维。
警惕恐怖主义倾向
早于佔中期间，笔者已撰文指出个别示威人士的行径及言论，与恐怖分子有本质上相似的地方。从恐怖主义的个案看，不少恐怖组织的追随者都以情绪主导，以害己害人的方式伤害无辜人士，最终并说成是正义的表现。
现在，恐怖主义是威胁世界安全。香港政府不能忽视任何极端组织及极端分子的行为对社会其他人士之威胁。
旺角发生暴乱后，其中一名佔中发起人马上发表公开声明，强调旺角骚乱事件与佔中无关，并指出香港政治当权者、政治制度令一些人理性地选择走上暴力之路。
严格而言，学术研究员需要更多客观事实及证据检验各种关联。笔者认为，政府研究社会经济各种深层问题时，也应多花时间了解每次激烈示威人士或组织，以及与支持暴力行为事件等是否有相同之处。这样，香港才能避免出现持续不断的政治混乱及社会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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