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飞龙
2月28日新界东立会补选，公民党杨岳桥以微弱多数胜选，民建联周浩鼎惜败，本土民主前线梁天琦以6万多选票位居第三，占比约15%。从形式上看，杨岳桥补位汤家骅，公民党及泛民主派护住了政治基本盘，立法会格局维持不变。但此次补选之政治意涵绝非如此：一方面，新当选的杨岳桥在政治论述与行动取向上趋近本土激进立场，其拉布议员之形象预期已然锁定，很难如其师汤家骅一般成为立法会内温和理性力量之代表；另一方面，梁天琦之高票表现坐实了本土激进派在香港的民意基础，激励了本土派的政治士气，加速本土派内部的协调整合，使得本土派由之前的小打小乱变身为具有一定规模和代表性的第三势力并强势介入全港性的政治版图。
新界东补选预示着激进本土派在政治上的成形与成熟，也预示着对占中路线的结构性超越，是香港激进派的分水岭与政治生态变迁的风向标。梁天琦之参选相当于激进本土派的一次民意试水，一次政治实验，其所取得的6万选票之本质意义不在于直接当选，而在于验证暴力激进路线的政治认受性与操作空间，在于取得和本土内部派系以及外部反对派、建制派之正统派系的谈判整合资本。由此观之，杨岳桥的补选当选之基础可能并不巩固，对其最大的威胁可能并非来自于正统的建制派，而是不断坐大的本土激进派。为了最大化吸取选票，杨岳桥在竞选纲领中已然添加了诸多超出一般反对派的激进因素，但囿于公民党的总体政治光谱，不可能与本土激进派进行彻底的暴力路线竞赛。因此，9月的新界东正式换届选举，恐怕将是反对派内部之传统派与本土激进派的一场恶战。
政治光谱变色
补选前后，民主思路研究骨干袁弥昌，曾在《明报》撰文，倡议更新对香港政治光谱的划分，由传统的建制─泛民二分法修正为保守─激进二分法。随着香港政治生态的急剧裂变，这种修正诉求有一定的合理性。政治标签的价值有二：其一，便于进行政治识别与归类，是政治认知的技术性手段；其二，存在一定的意图伦理，即引导民众认知派系本质与利害，作出正确的、有利于自身利益的选择。传统二分法下，选民易同情支持泛民，并因为其广泛代表民主价值，更因其处于非建制地位，故在香港直选中有二者间的六比四定律。袁先生的二分法之下，面对本土派日益激进化、暴力化的现实，提供保守标签来容纳秉持和平法治立场的民意，对激进派形成政治基础的消解与压制。袁先生代表了汤家骅等温和泛民的中间路线。但二分法的弱势在于：其一，传统二分法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更新，且泛民并不愿意与本土激进派完全切割；其二，保守标签很难完全装下除本土激进派之外的所有政治派别，且泛民通常也不愿意与建制派发展共同纲领而合流。
事实上，占中和政改以来，香港政治光谱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是泛民内部大裂变。从泛民来看，从占中之前的大体一致（也不排除内部竞争与张力）日益呈现出三分泛民之政治格局：其一，泛民基本盘或曰基本教义派，以民主党和公民党为代表，坚持体制内抗争路线，包括参与立会拉布和街头抗争，但拒绝暴力路线及港独；其二，泛民保守一翼，以汤家骅、狄志远、黄成智等为代表，以民主思路、新思维等为新政治智库或政党，主张走温和理性的中间道路，做第三势力，有忠诚反对派的潜质与取向；其三，泛民激进一翼，以黄毓民、陈云、黄之锋、梁天琦等为代表，是本土主义和青年学运的结合，对基本法与一国两制缺乏认同，对建制派不屑一顾，对传统泛民之路线不满，以本土意识和暴力路线为典型特徵。由此，传统的建制─泛民二分法确实不再具有充分的解释力与适用性，而需要加以修正拓展。但袁弥昌的新二分法亦有区分度不足不宜之嫌，难以对新政治光谱做出周全刻画、分析与定位，因此似乎提出一种四分法较为合宜，即建制─中间─泛民─激进。也就是在传统二分法之外突出两种第三势力：一种是以忠诚反对派为政治取向的、健康温和理性的中间派；另一种是以本土主义标榜和暴力抗争开道的、恶性和病态的激进势力，对基本法与一国两制存在颠覆意图，有全港制宪和港独的纲领要素。
在此四分法下，我们以本次新界东补选来看，泛民基本盘之杨岳桥当选，建制派周浩鼎惜败，激进派梁天琦居三，而中间派黄成智仅得1.7万票，政治实力最为薄弱。这恰可作为当下香港政治光谱之实力对比的一张微缩图。
安顿与反制并重
此次补选前发生旺角暴乱事件，梁天琦公开坦然地利用该事件的政治效应助选，其收效之速令人惊讶。梁天琦的政治成功借助了对两种本土主义情绪的巧妙利用：其一是以旺角摊贩等社会中下层居民为代表的、虽不赞成暴力但对特区政府之管治政策不满的人士，可以称为政策本土主义；其二，是以本土民主前线为代表的、具有政治理念与政治行动目标的激进派，可以称为政治本土主义。从旺角暴乱到补选，香港激进本土主义确实已经到了成形成熟并威胁到基本法与繁荣稳定的临界点，需要从政治、法律与政策上予以区分、安顿和反制，尤其是需要区分两种本土主义，而不能简单地一刀切。
面对政策本土主义，主要应采取安抚策略。本土意识是每个人最初的自我意识，是将个体联系于社会秩序的精神机制。如果一个人不是处于离群索居的反社会状态，就必然具有本土意识。政策本土主义本身不涉及对基本法与一国两制的结构性挑战，而是本土居民的生存权与生活方式和政府的特定管治政策之间发生了矛盾冲突，比如特区政府的餐饮牌照制度与摊贩的生存和经营权益冲突，以及特区政府的新界东北开发政策与当地农民的生活安全冲突。对于因政策触发的本土主义意识强化及相关对抗行动，需要找准病根，对症下药，不要将一般性公共政策问题简单建构归类为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
那么香港是否存在非政策性的、严格的政治本土主义呢？当然是存在的。仍以此次补选为例。选举结束后，本土激进派虽然败选，但测试操纵民意及宣传自身的战略目的已经达成。此次补选还加快了香港各本土派系的政治结盟进程。本土民主前线的选举表现刺激了其他诸如香港复兴会、热血公民和普罗政治学苑激进造势推选候选人参与9月立法会选举，其既定政治议程包括：第一，全力张扬政治本土主义和全面利用政策本土主义催发选票，争取在香港五区均取得议席突破，成为立法会重要力量；第二，研究基本法的大修方案，填充政治本土主义主要元素；第三，成立全港制宪委员会，提出香港新宪法；第四，以立法会自有议席为基础发动五区辞职公投，争取制宪民意。以香港城邦论闻名的陈云再次振奋，意欲整合本土势力，于9月出战新界东。这些并非纯粹的选举造势语言，而是初具规模的本土主义政纲。
这就是香港的政治本土主义，是对基本法与一国两制具有颠覆性的分离主义运动。对这样一种病态的、骑劫政策本土主义的本土思潮与政治运动，基本法应具备最低限度的敌我区分（基于施米特理论的防御型民主）能力予以反制：第一，通过检控与审判程式对旺角暴乱分子予以公正定罪，以法治与司法权威遏阻本土暴力政治；第二，对暴力抗争─选举抽水式的旺角模式从法律上予以防范与抑制，包括加强暴力事件预警机制和现场突发处置能力，研修候选人参选资格条件和暴力行动组织的活动监管政策；第三，重新检讨23条立法必要性与可行性；第四，研究在23条未立法条件下香港《公安条例》《刑事罪行条例》等法例的解释与修改空间，强化和严密化本港治安执法与司法的规范理据；第五，研究在香港本土主义暴力日益升级背景下直接适用基本法第18条的可能性、法律程式与机制预案，以便在特区政府无力维持秩序时主动或应请求加以合法干预。
治港的收放之道
后政改时期香港问题不断，高铁修不成，一地两检过不了，区选和立会补选中本土势力急剧膨胀，旺角暴乱馀音未了，激进组织加快成熟，9月立会选举结果难料，令各界人士忧心忡忡。这个香港会好吗？汤家骅近日撰文检讨一国两制得失，汤先生的针砭有部分合理性，但也不尽然。不过，汤先生确实提出了中央治港中非常关键的两制互动问题，我将之概括为治港的收放之道。中央和特区关系是严格的由中国宪法和基本法建构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二者在权力上存在授权关系，故主动与权威一方常常在于中央。但由于基本法来自于特殊的国际谈判和回归博弈过程，其对一国两制的具体权力设计突破主权原理而过度倾向香港地方，造成中央治港缺乏制度性抓手，其极力建构的行政主导制在香港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公务员中立及公民社会强大诸般条件下难奏其效。从而，中央治港更多依赖协商政治、特首掌控和经济特惠，亦有不得以之路径依赖和形格势禁之因由。
具体到收放之道。在收的面向，中央必须重视：第一，有意识地建构一种以基本法为中心的官方法理学，使基本法成为中央与特区宪制沟通与对话的真正桥梁与依据；第二，完善基本法中的中央管治权和监督权，推动其法制化和程式化，使得中央治港具备更为完整的法律基础，彰显依法治港形象，与香港的法治价值观相协同；第三，疏导行政主导制的制度性梗阻，包括合法解决议会拉布及公务员系统指挥不灵问题；第四，加强治港中的国家整合机制建设，打通香港人参与国家公务和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与精神障碍，提升国民认同。
在放的面向，要注意尊重香港核心价值观：第一，对港工作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尊重香港执法与司法；第二，在政改议题上持开门态度，做基本法普选目标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对政改的法律基础与具体框架允许理性沟通协商和改进；第三，适度超越统战话语和工作方法，以民主法治话语解释和更新对港工作政策表述和沟通框架；第四，确立大建制派思维，支持中间派与温和泛民的政治生存与发展，以健康的第三势力对抗和消解激进的第三势力。
笔者确信，旺角暴乱和新界补选折射出的、真正需要反制的香港政治本土主义是香港核心价值观与基本法的异端和例外，可以通过基本法及香港政治社会自身的理性力量的充分发挥予以节制，新香港之繁荣稳定仍可期盼。
北航高研院讲师，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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