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小庄
去年十月汤家骅辞去立法会议席，特区政府安排今年2月28日新界东选区实行补选，选举结果是杨岳桥以160880（37.19%）票数当选。
两大漏洞亟需堵塞
对此次补选的解读，就建制派媒体而言，以周浩鼎虽败犹荣名之，此有可商榷之处。香港两大阵营的投票选民，过往在立法会分区直选选举的政治生态呈现六四之比，建制派占四成，反对派占六成。在补选中如主要参选人只有两个，两大阵营各有一人出战，在单一制单票制的补选中，建制派参选人士通常会输，有过去余若薇和陈方安生的事例为证。但如有三人或以上参选人，而建制派只有一人，则除非有特殊情况，建制派参选人士会赢。故对新界东的补选，与其以虽败犹荣来缅怀，不如总结选战的策划、策略、组织等方面的经验教训为宜。
对上述数字的解读，笔者还觉得有三点警示，似尚无人言，值得一提：
一、在选前三周，香港发生旺角暴乱，被保释的主要搞手梁天琦得票却超过15%。如假定在其他选区的支持比重相似，则他在今年9月立法会换届选举的分区直选中，也可能参选而当选。香港允许刑事嫌疑犯参选，只禁止服刑犯参选，或在投票日前的5年内被判处监禁3个月的罪犯以及任何选举犯和贿赂犯参选。但香港基本法并不允许罪犯担任议员，被判处一个月以上监禁的议员，如经立法会出席会议的议员三分之二通过解除其职务，就要丧失议员资格（香港基本法第79条第（6）项）。
如梁天琦在2016年9月前没有被定罪、参选而当选，在成为议员后才被定罪，则完全有可能丧失议员资格。特区政府又要安排补选，这种制度或机制显然是不完善的。现在香港不讲理的反对派议员占三分之一以上，2016年9月换届后估计不会发生明显的改变，即使被定罪也未必得到立法会出席会议的议员三分之二通过解除其职务。这样香港嫌犯可候选、罪犯是议员的情况就会出现，可能频发，成为世界议会的奇观，或是笑柄。此非一国两制之福。特区政府应当研究如何处理和应对，堵塞这方面本地条例的漏洞。
二、得票超过15%的梁天琦在选后表示，像他这样的人物在2016年9月立法会换届选举时可以在五大选区参选，也会当选。他并非出言恫吓，这是完全可能的。类似梁天琦的所谓本土主义人士，也已扬言当选后会辞职，利用补选举行所谓五区公投，提出他们的主张、包括非法的主张，取代立法会制定的法律，甚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有人还说，这还嫌烦，只要有1名超级议席议员辞职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这又是香港本地条例的失误造成的。世界上的各种选举，有大概40%采用比例代表制，发生缺位时通常采用递补制度，几乎没有采用补选的。
这是为了避免产生两种逻辑矛盾：一是前后制度的矛盾，换届时采用比例代表制，补选时采用单议席单票制。二是选民基础的矛盾，以新界东为例，一个议席选民基础是十万，但补选却是九十万。早在2010年，笔者已提出香港本地条例的缺陷，但迄今6-7年，似无太多的改进。
不能坐视危机扩大
三、2010年公民党和社民连有5名立法会议员辞职公投，由于建制派杯葛，投票率只有17.1%；他们最终得票率很高，但该运动是失败了。这种应对方法在当时是可行的。香港的激进势力，在选票上的反映始于2004年，当时支持激进势力的选民约6-7%，但有趋势性的发展；2008年已增至11-12%；2012年又增至15-16%，但个别选区不止。根据2015年的区选，可以预测已超过20%。不仅是新的激进势力涌现，还有原来的温和反对派也激进了，但特区政府和建制派还期待着香港政治生态大有好转。从2月28日新界东的补选可以看到，支持激进势力的选民已经超过了52%。就全港来说，可能也接近50%了。这是香港政治生态从量变到质变转化的警示，原来的应对办法可能就行不通了。尽管公民党未必主张暴力抗争，但香港的所谓公投，并不是要以暴力实践非法的主张，而是要以公投的非法程式实行其非法的主张，包括对抗一国两制的主张。以暴力实践非法的主张是比较容易对付的，但以公投的非法程式实行其非法的主张，一旦出现，却不是容易应对的。美国在南北战争前夕在某些州举行的公投，有些史家认为是南北战争发生的导火线。在香港的公投一旦成事，恐怕也将成为香港特区发生管治危机，甚至不能管治的信号。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封闭潘多拉盒子，不要放出补选的核泄漏，这也是不少国家采用的办法。修改补选制度，采用递补制度，就是可行的方法，就可以关上这样的潘多拉盒子。
原中联办主任姜恩柱说过，香港是一本难懂的书。也可以说，香港有难治的病。韩愈《进学解》：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之良也。（意为各尽良材）但香港现在是黄钟废弃，瓦釜雷鸣（意为弃贤取庸）（《楚辞．卜居》），前途堪虞了。
（资深评论员，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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