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坚
随着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演变进入最后阶段，香港政局出现两个相关联的新现象：一是港独开始被一些人列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前途的一个选项;二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未来10年甚至30年香港政治经济社会将面对巨大挑战。
关于前一个现象，有两个事例。4月25日上午，刚结束访问北京返回香港的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骅在商业电台的一个节目中称，香港未来方向只有三个可能性，分别是一国两制、一国一制或独立，三者之间并无灰色地带。
4月27日，在由东亚民情研究社主办的香港2016一国两制及本土思潮研讨会上，刚于4月21日领衔发表《香港前途决议文》，提倡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续自治的学者方志恒称，香港的不同本土派系，共通点是坚持香港人身份，但提出不同解决办法;未来本土论述是自决派、自治派抑或独立建国派主导，在乎北京一念之间。如果中央愿意调整政策，承认香港的核心价值和落实普选，本土思潮可望纾缓。
汤家骅反对港独，却承认港独是香港前途的一个选项。方志恒则认为港独的责任在中央。二人不仅认为港独思潮和活动会进一步扩张，而且都相信港独可能成真，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有效管理两地关系与互动
关于后一个现象，有两篇文章。4月30日，中文大学全球政经硕士课程客席讲师袁弥昌在《明报》观点版发表《30年战争抑或30年进步?》，把香港政局与欧洲16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及17世纪30年战争相类比，文章结语称：现时距离2046年刚好还有30年。究竟香港将迎来30年战争抑或30年进步，未来一两年将会是关键。
5月1日，吕大乐为《明报》星期日生活撰写《透视十年：回归我们从未认真准备过》，称：我们其实没有好好想过内地与香港(如中央与特区、香港与周边地区等)在九七回归后将会发展怎样的新关系、新的互动模式。当初在草拟基本法时，更多人担心的是中央会否在港徵税(基本法第106条)，谁支配香港的外汇基金(第113条)，会否藉词徵用个人的财产(第105条)，省市单位会否干预香港事务(第22条)等。当时的想法集中在限制和防御，而不是发展性的;可是，在香港回归之后，再加上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旧的框架显然未能回应新的挑战(例如如何管理区域融合)，同时也未能开拓新的关系。究竟应该收起这个话题?还是更大胆向前思考怎样管理内地与香港的关系与互动?怎样带动整个香港社会去思考这个重要课题，而不是止于忧虑、恐惧，将会影响我们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
吕大乐的文章指出了一个不争事实：一国两制在1997年6月30日以后的实践，同1997年7月1日之前的设计产生愈益显著的矛盾。香港社会必须正视矛盾，而不是止于忧虑、恐惧，这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未来10年、20年发展至为关键。
歷史往往有惊人相似之处。人类进步常常呈现似乎向旧事物回復。袁弥昌的文章具歷史感，但把今日香港同16-17世纪欧洲类比，过于牵强。尽管如此，他关于未来一两年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未来30年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观点，值得重视。
香港前途必将是一国两制
港独思潮和活动迅速扩张，是香港的最大挑战。方志恒把本土论述分为三类自决派、自治派、独立建国派，它们的差别是非本质的，共同的本质是欲香港从中国分离出去，或者独立建国，或者实际独立即挂特别行政区招牌行自成一体之实。方志恒要求中央退让以纾缓本土思潮。问题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中央何来一丝一毫退让的馀地?何况，即使退让，能换得的只是本土思潮纾缓而不是本土思潮消弭!
汤家骅明白港独思潮和活动的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之深，又主张以温和态度处之，所以，视港独为香港前途的一种可能性。但是，他明白，追求港独将使香港支付沉重代价，规劝追求港独者深思香港能否承受那样的代价。
鼓吹本土主义去中国化分离主义和港独的反对派必须认清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中国已成为一个世界大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同16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同16世纪罗马教宗，香港政治的两大阵营建制派与泛民主派，同神圣罗马帝国的七个诸侯，均无可比之处。在中央坚强领导下，未来30年，香港不会出现类似17世纪欧洲30年战争的乱局。香港特别行政区前途，既不可能是独立，也不会是一国一制，而将是一国两制与时俱进。在这样的意义上，吕大乐教授提出，香港社会更大胆向前思考怎样管理内地与香港的关系与互动，应予肯定。
资深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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