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刚
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昨日公布，唐伟康（Kurt W.Tong）将于今年八月正式履新，取代夏千福成为美国在香港的最高代表。从康伟康的履历来看，他是一位专注经济与商业范畴的职业外交官。三个主要职务都与经济相关，包括曾任美国驻APEC的大使、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经济协调官，以及现职国务院经济及商业部主管。以一位主力商业经济的官员来取代专注区域政治的夏千福，背后是否反映美国对香港策略作出调整，目前仍有待观察。但是，美国视香港为重返亚太的重要战略支点，这一形势未改变，则美国利用香港去制衡中国的的既定政策，也必将获得延续。更何况，唐伟康曾负责对中国具有敌意的TPP、反对其他国家加入亚投行、力促美日强化同盟，紧跟坎贝尔的对华鹰派立场，并非友善的角色。
美国换不换总领事、换谁做总领事，在过去并非一件受注视之事，但情况最近三、五年有了很大改变。尤其是杨苏棣任内不断闹出政治事端，以及斯诺登泄密事件之后，普通市民才猛然意识到，美国在香港的驻地官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市民的的切身利益。
上一任总领事杨苏棣屡屡公开发表不恰当言论，几成不受欢迎的政客，任内又出现斯诺登事件，美国当局的形象在香港一落千丈。接任他的夏千福，面临的是如何修补美国在香港的角色，三年来，他极力通过探访、文化合作，以及富有个人魅力的公关行为，试图去达到这一目标。某种程度而言，夏千福做到了这一点，尽管美国其他情报部门在香港依旧动作频频，但至少在表面上，夏千福任内并没有对港美关系、中美关系带来大的麻烦。
从杨苏棣、夏千福到唐伟康，后者是唯一一位非出身于美国务院中国事务科的外交官。如果说夏千福是一位中国通，那么唐伟康则可以说是一名商业通，亦是唯一一位曾在中、日、韩三国都有驻地经验的外交官，亦是一名专注于商业与经济范畴的外交官。
在一九九〇年正式成为美国外交官之前，唐伟康从事商业工作，曾在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东京办公室担任合伙人。其后分别担任驻马尼拉经济事务官员，美财政部驻东京副代表，驻中国大使馆环境、科技和卫生事务参赞。二〇〇三至二〇〇六年于韩国出任驻韩国公使衔经济参赞；二〇〇六至二〇〇八年担任美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其后又分别担任美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大使，负责美国在该组织中参与的一切事务，同时兼任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经济协调官；驻日本大使馆副馆长及临时代办。二〇一四年开始，他被任命为美国务院经济及商业事务局首席副助理国务卿，此职为国务院处理经济事务最高级职业外交官。
如果从官衔来看，唐伟康是近年来派驻香港职务最高的一位。其履历丰富完整，是美国务院中经济事务的核心官员，是美政府重返亚太中经济战略的重要制定者、落实者。相较于夏千福的海军外交顾问角色，唐伟康所掌握的经济武器让其在遏华过程中可发挥更实际作用。在TPP、亚投行，以及所谓的网络安全议题上，唐伟康都曾发表过一些公开的看法。例如：
2015年11月16日，唐伟康来港访问，在记者会上被问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被视为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工具之一，美国会如何看待中国的角色，会否邀请中国加入等问题。唐伟康回应称，中国需要在经济上作出改变才能加入，美国尤其关注中国会否开放外商投资。他并主动向记者提及一带一路，表示很多人常向他问及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和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并把这两者跟TPP连上关系。他说，TPP与这两者性质并不一样，不能比较，两项计划都可以是好事，但美方关注计划是否真正能惠及其他国家，对相关机构的管治也有疑问，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没有往迹可寻。
2015年6月，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S副馆长的唐伟康在华府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举行的日本大选与美日同盟研讨会上表示，亚太地区各国认为美日同盟对区域和平稳定有极大贡献，这个同盟关系并非针对任何国家，目的是为了保护日本和美国的安全。他说，美日同盟对区域整体来说是好事，美日双方发展防卫能力有正面的作用。
尽管唐伟康的以上言论不一定具有敌意，但同样无法让人看到对中国的善意。有消息称，对日更有感情的唐伟康（事业起步于日本、精通日语、曾在日本大学授课、娶了日本太太等等），更认同坎贝尔的对华鹰派立场，则进一步增加外界的忧虑。
香港长期以来都是作为美国商业利益与价值的作用体现，近年这一角色发生重大改变。美国当局不惜重启《香港关系法》，重新每年发表一份对香港的综合报告；其国会内部亦正准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的立法工作；一些具政府背景的基金会亦积极参与香港的相关项目；占中发生后，美国不同部门进一步加强了与香港本地政治组织的接触与资助。所有这些，让人忧虑，这种极具针对性的政治手段，再加上经济性策略武器，香港作为美国制衡中国的作用会否被进一步扩大化？如果仅仅是加强双边经贸关系，相信没有人会反对，但当政治手段加经济手段同时相加，香港又是否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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