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八骏
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践一国两制19周年，与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在时间上是巧合。前者早在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復对香港行使主权时就被规定了，而后者则完全取决于新世纪以来，欧盟、英国和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多重矛盾急剧演变。
在人类歷史上，常有两个甚至多个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事件，却不期然同时发生；既然它们同时发生了，就产生风云际会的相互影响。
分析英国公投脱欧对于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影响，需要先明白前者所具有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西方国家政治恶化
英国举行脱欧或留欧的公投，诚然是英国首相卡梅伦的个人决定，却有着不以任何个人意愿为依归的客观原因。即使没有今年6月23日公投，在可预见的将来，英国必须就脱欧或留欧做一了断。
英国公投结果决定脱欧，不仅反映英国与欧盟存在深刻矛盾，以及英国内部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阶层存在严重对立，也不只是折射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正陷于全面深刻的危机，及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正发生全面深刻调整；而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将触发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解体，导致欧盟、欧元区多米诺骨牌效应而收缩，并将推动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转型，推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朝着与主要经济体，尤其是与若干大国实力消长相一致的方向调整。
西方各国政府、精英阶层和主流媒体，对于英国公投结果普遍预期错误。痛定思痛，西方不少评论不约而同地指向这一事件的全球意义。6月26日，美国《外交政策》杂誌发表斯蒂芬．瓦特（Stephen M. Walt）题为《自由世界秩序的瓦解》（The Collaps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的评论，称：世界进入了一个曾经生气勃勃的民主却已变得脆弱的时期，目前，亟需为其找出原因。同一天，《福布斯》刊载米高．利登（Michael Ledeen）的评论《脱欧不是英国的一次革命而是全球叛乱的一部分》（Brexit Is Not A British Revolution; Its Part Of A Global Revolt），认为英国发生的与美国及其他西方一些国家正发生的，都属于人类从冷战时期两极世界，向着一个尚需创建和制度化的结构的过渡。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世界沉浸于人类歷史终结于西方经济政治制度的欢悦。但是，20年后，西方经济制度不仅使人类面临又一次大萧条的危机，而且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严重阶级对立，贫富差距扩大被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是西方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与此同时，西方民主政治（democracy）恶化为否决政治（vetocracy），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由政治瘫痪（political paralysis）恶化为政治疯狂（political crazy）。英国公投脱欧，美国总统大选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极右和极左政治势力冒起，是当前西方经济政治制度陷入空前危机的集大成。
香港曾经被英国管治长逾一个半世纪。九七平稳过渡使香港特别行政区颇大程度与九七前港英管治的香港接轨。英国和西方经济政治制度陷于空前危机而苦无出路，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总结实践一国两制19年的经验，具有重要启迪。
一国两制与时俱进
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香港社会各界欢迎晚宴上说：一国两制实践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各方面的制度和体制机制尚需完善。一些深层次矛盾总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逐渐地显露出来，这有其客观必然性。
香港社会对于张德江委员长的这一论断是普遍认同的，但是，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重要政治团体、政治人物却一直认为，香港未能实行类似西方的政党轮替选举制度，行政长官缺乏政党支持又非普选产生，是特区政府管治和施政愈益困难的制度性原因。
英国是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创始国，西方各国以及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所引进的民主政制，其滥觞均为英国。伦敦在1984年宣布在香港引入西方代议制度，欲以还政于民（即亲英国亲西方的港人治港）来抗衡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其自信源于西方民主政治长期运作正常。
迄至2015年6月，反对派悍然否决特区政府关于普选行政长官的议案。30年来，香港不少居民一贯信仰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即使近几年西方政治已陷于瘫痪，民主政治已恶化为否决政治，他们仍以为那是西方民主政治暂时的现象。
英国公投脱欧，对于迷信西方民主政治、依恋旧殖民者的香港居民是当头棒喝！今年以来西方政治制度恶化加剧。在美国，极右的特朗普和极左的桑德斯几乎主导新一任总统竞选。在英国公投脱欧前，特朗普已对希拉里构成真实威胁。在英国公投脱欧后，特朗普入主白宫的概率，升至与希拉里的不相伯仲。特朗普如果当选，将造成西方政治制度的空前地震。
一国两制继续实践固然必须保持初心、耐心和信心，也必须与时俱进，勇于和善于应对全球巨变。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博士）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