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坚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历史上，二〇一六年是首次呈现立法会与行政长官选举相叠加现象。反对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争取连任二〇一七年第五任行政长官，不仅是反对派所有派别参选九月第六届立法会的共同政治口号，而且在建制派中，若干政治团体和政治人物也不同意梁振英连任。建制派的其他政治团体，包括爱国爱港中坚力量，则回避对这一问题明确表态。
熟悉特区历史者不禁要问：第四任行政长官和第五届立法会选举，在二〇一二年同一年举行，但没有叠加。为什么第六届立法会与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不在同一年进行，却会出现叠加？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有助于了解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日子香港的政治形势。
第四任行政长官和第五届立法会选举，在二〇一二年同一年举行而没有叠加，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在次序上先有行政长官选举，后有立法会选举。而当年九月第五届立法会选举，距七月一日新旧政府交接仅两个月零几天，反对派无法以攻击刚就任的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作为竞选立法会的政治口号。
二是，二〇一二年行政长官选举空前激烈，选情跌宕起伏，反对派即使明知派人参选是陪跑，也不禁为峰回路转极具戏剧性的选举过程所吸引，没有把注意力转向如何利用行政长官竞选来为立法会竞选做铺垫。
三是，当时反对派后台老板的政治部署是，尽可能影响第四任行政长官人选，但重点是争取实现其所谓还政于民的真普选。无论唐英年还是梁振英，都不是反对派后台老板心仪的人选，此所以二〇一二年二月，唐英年风头正劲之际，被揭发其九龙塘住宅僭建，令其选情逆转。此所以二〇一二年六月下旬，梁振英亦被揭发其山顶住宅僭建，令其未上任就灰头土脸。但是，教训当选行政长官的目的不是逼他提前下台，而是逼他在关于普选的问题上屈从反对派后台老板的意志。此所以二〇一二年九月，反对派以准颜色革命方式使国民教育夭折，并企图藉此为反对派在接踵而至的立法会竞选中争取选票和议席。国民教育夭折，是从思想和舆论上为二〇一三年初抛出的占中计划及其后关于真普选的一系列部署做准备，争取反对派在第五届立法会中获得尽可能多的议席，这是掌握普选行政长官的政改的关键否决权。其间，梁振英及其管治班子不断遭受打击，既是为逼迫特区政府在政改上向反对派投降，也是为鼓动民意支持真普选。
反对派争夺功能界别
到了二〇一六年，香港政局有了新的重大演变。
第一，反对派后台老板错失通过二〇一七年普选行政长官来推举其心仪人士控制特区管治权的机会，只能通过既争夺二〇一六年十二月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又争夺二〇一七年三月第五任行政长官候选人，来实现他们的政治愿望。
在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中，反对派能够争夺的，是第六届立法会议席以及行政长官选委会界别成员。反对派之所以破天荒地几乎参与第六届立法会功能界别议席选举，既为争取更多立法会议席，也为参与十二月行政长官选委会界别选举热身。
梁振英从来不是反对派后台老板心仪的行政长官人选。在二〇一四年占中关键时刻，在二〇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普选行政长官及有关问题的决定之后，梁振英坚守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原则，引起反对派及其后台老板更强烈反对。反对派后台老板盘算，阻止梁振英连任，则其心仪人士很可能出任下任行政长官。
第二，香港一线政治人物和公众人士的年龄，大体已接近从政生涯的终点，第五任行政长官竞选是最后一次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环视今日香港政坛，向往行政长官宝座者，明显地多于以往四任行政长官选举的任何一次。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和倾向不相同，政策主张也不一样，却有一个共同点：必先阻止现任行政长官争取连任，才有机会轮到他（她）们相互竞逐。
本届政府值得肯定
第三，决非次要的是，尽管本届政府为改善民生做了很大努力，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全球经济形势恶化，本地反对派百般阻挠，香港深层次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未明显缓解。尤其是政治矛盾进一步恶化，社会严重撕裂，相当多香港居民对香港前途陷入空前深刻的困惑。这一切，不能归咎于现任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却被反对派利用来蛊惑选民。于是，反对梁振英连任成了反对派在第六届立法会竞选中的共同政治口号。
现任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面对严峻政治形势，应当风雨同舟。现任行政长官更应具备爱国爱港政治情怀，置个人荣辱于香港整体长远利益之下。爱国爱港中坚力量应当集中精力打好立法会竞选一仗，在政纲解说和辩论时，引导选民洞悉反对派把立法会与行政长官选举相叠加的阴谋。若干建制派政治团体及其领袖人物应当明白，在立法会选举中附和反对派倒梁，不仅不能达到其个人目的，相反，会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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