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八骏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选举较前五届的竞争格外激烈，不仅表现在参选人数多，而且，形成错综复杂的竞逐格局，反映香港政治力量正处于空前的分化和重组。
从2003年“七一”游行以来，香港政治两大对抗阵营泾渭分明。2010年上半年，反对派一度分化为“温和泛民主派”和“激进泛民主派”；2011年后，在建制派中，新民党和自由党向政治光谱中间靠近，但是，两大阵营分野依然清晰。
两大阵营空前分化
在经歷“佔中”和普选行政长官的政改受挫后，两大政治阵营均呈现空前分化甚至分裂。反对派分成“传统反对派政治团体”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前者问世于“佔中”之前，后者是“佔中”的产儿。前者的立法会议员扼杀了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机会，堵塞了通向普选之路，失去原先清晰的政治目标而陷于彷徨。后者竭力鼓吹“本土自决”和“香港独立”。从“传统反对派”主要政治团体公民党和民主党分裂出去的若干政治领袖人物和骨干，分别成立标榜“政治第三条路”的政治团体。在建制派中，坚定的爱国爱港力量与摇摆的中间力量之间的分歧更加明显。
与此同时，各重要政治团体均进入新老更替阶段，内部矛盾不同程度地浮现。
于是，在第六届立法会提名期展开前，传统反对派中的激进团体社民连和人民力量，为应对“本土激进分离势力”挑战而结成竞选联盟；传统反对派中的非激进团体民主党、公民党、工党、民协等，既需要部署如何对付传统反对派中的激进团体和新冒起的“本土激进分离势力”的挑战，又必须部署如何跟建制派、尤其爱国爱港力量“寸土必争”；在建制派中，中间力量与爱国爱港力量在部署选战上的协调工作较以往困难；若干人士以独立面目宣布参选，不啻“搅局”。
人们要问：为什么那么多的政治团体派出那么多人参选？他们为何而选？大致有以下三类情形。
第一类是为个人名利。此所以个别人不顾其所属政治团体的部署而自行参选。
再一类是为壮大所属政治团体。愿意服从所属政治团体部署参选的属于这一类。这一类同前一类不抵触，而是前一类与这一类抵触。
第三类是为香港为国家。衡量的标准有二，一是所属政治团体坚持爱国爱港，二是个人是爱国爱港政治团体的忠诚成员，年长的以资歷为证，年轻的由实践检验。
反对派无疑是为前两类宗旨参选。他们自以为“爱香港”，是否“爱国家”视乎他们对“中国”的诠释。但是，无论如何，以其参与第六届立法会的政纲来衡量，怎么看也看不到“爱香港”的踪迹。
7月22日，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叶健民，在《明报》观点版发表文章《选举，认真你便输了？》。作者的政治立场是清晰的支持“泛民主派”即“传统反对派”，却“恨铁不成钢”地批评：“‘泛民’至今仍是以梁振英的去留问题为主打议题，却令人气馁。”“所谓‘自己香港自己救’、‘自求多福’，只是意气之辞，并无实际意义”。“眼前的事实，是只懂‘说不’，并不能处理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试问：无法为香港找到出路，岂能称“爱香港”?!于是，另一个相关联的问题产生了：香港合资格选民为何投票？
叶健民在文章结尾称：“9月4日，我仍然会投反对派一票。在新一届立法会中，我也希望他们能守得住三分之一的关键比例。但香港的未来会因此变得更好吗？我十分怀疑。”
“中间选民”仍佔多数
这是具代表性的观点。两大政治阵营、各个政治团体的长期支持者亦即所谓“基本群众”，仍将分别投票给自己长期支持的政治团体的候选人。两大政治阵营、各个政治团体所能依靠的也就是各自的基本群众。
然而，香港大多数居民（选民）仍处于关心政治却不愿意积极参与的状态，恰恰是这些所谓“中间群众”（或“中间选民”），是两大政治阵营“必争之地”。谁能取得他们这些中间大多数的支持，谁就能改变香港政治格局。
至今，反对派只能以“流会”和“拉布”来迫使政府撤回一些议案，或无法通过一些议案，但不可能迫使政府按反对派意愿提出议案。如果反对派取得立法会一半或以上席位，那么，他们就有可能逼迫政府提交如他们所愿的议案，以交换他们支持其他的政府议案。
反之，建制派如果取得立法会三分之二或更多席位，那么，特区政府管治和施政就会顺畅，关于普选的政制发展就能成功。
反对派无法取得大多数“中间群众”支持，与国家对抗的政治立场使他们无法为香港找到出路。叶健民劝“泛民主派”：“即使撇开民族认同家国观念，我们也有必要去想想，怎样和内地这个和我们有千丝万缕的政经民生联繫的‘邻近地区’，处理双方利益攸关的双边问题。”然而，缺乏民族认同和家国观念，香港无法妥善处理与内地利益攸关的问题。
歷史重任落在建制派，尤其是爱国爱港中坚力量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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