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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永乐:从新加坡经验看治“独”

  文|孔永乐  

  自二零一四年“佔中”事件后,“港独”“自决”似乎渐渐取代了以往的“普选”字眼,成为反对政府的其中一个重要口号。当中,不少年轻人经常组织街头抗议活动,甚至参与立法会选举,公开宣传“港独”理念。日前,港大学生会刊物《学苑》最新一期(八月号)发布“政治与抗争”民调,指在受访的三百八十五名港大生中,有六成人贊成“港独”。上周五晚上,本地青年团体在旺角组织直播港队对国家队的奥运赛事,宣传活动中不乏支持“港独”的字句。同时,不少本地中学纷纷在网上成立“本土”学社,招揽在校的中学生加入,并鼓励学生参选学生会,宣传本土政治意识。香港的生活及学习环境都似乎日益“政治化”,而年轻人的情况特别明显。

  新加坡严厉执法

  事实上,新加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亦遇到类似情况。二○一二年,新加坡第六任总统塞拉潘.纳丹(S.R. Nathan)出版了个人回忆录,书中包括不少珍贵的个人亲身经歷及图片,记载自己从平民到总统的传奇一生。回忆录第六章提及纳丹在马来亚大学的求学经歷。纳丹回忆,一九五三年大学宿舍楼成立了学生组织,成员包括政治思想极端的学生。初时,几乎只有几个人知道该组织的存在。之后,该组织创办学生杂誌《法查尔》(阿拉伯语意为“破晓”),在校内宣传其政治思想。上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发生了一系列学生运动,令大学也瀰漫着政治气氛。当时仍是大学生的纳丹比较关心劳工福利及社会问题,进入大学后参与了学生组织,是《法查尔》其中一名学生委员。

  起初,纳丹只负责支付印刷费及做会议纪录等行政工作。然而,纳丹逐渐发觉《法查尔》的内容愈具煽动元素。最初几期出版前,文稿一般只在每月例会的最后几分钟,才让全体委员会讨论及批准,学生委员根本没有细心批阅,有时也不知道文稿是哪一位委员负责撰写。纳丹开始时不以为然,毕竟以完成学业为主要目标。然而,有一次,有人在大学大量派发以委员会名义发表的杂誌,且大部分是署名文章。纳丹在后期更怀疑大部分文章是别人代笔,因为文笔和措辞都不似是他身边所认识的学生委员的水平。

  第七期《法查尔》出版时,由于正值期末考试,内容根本没有经过编辑部仔细审阅,杂誌社论的作者不详,但大标题“侵略亚洲”引起政府的强烈反应,最终政府当局指控编辑部犯了煽动罪。数日后,纳丹在宿舍楼收到一份通知,要求他到警察刑事侦查局的政治部协助调查。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一九五○年代初,不少政治狂热分子于选举期间,积极向工人、居民及华校学生宣传,鼓动他们反对政府、反对警察、反对资本家和协助资本家的本地人。他们经常透过各种不同议题煽动起人们的憎恨,令相信他们的圈内人认为,只有革命才能成功。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辩论、评理或解决纷争,而是製造更多对抗的局面,最终引发社会暴乱。重要的是,动乱发生时大批暴民有策略地攻击警察,其后不少学生及家长继续开展斗争,令新加坡陷入经济及社会皆混乱的状况。即使在一九五○年代后期,政府已经平息了多次骚乱,新加坡社会内不少组织仍永无休止地暗中活动,差不多天天招募新人,直至李光耀完全掌握政权后,透过不断更新过时的法例,加上举世闻名的严厉执法,新加坡的政治动乱才明显改善。

  现时香港的情况如何?《学苑》的民调让不少社会人士质疑。从学术伦理及研究方法的角度看,研究调查有时由于样本设定或收集数据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失误及偏差,令结果变得不可靠或无效,甚至过程中可能出现违规行为、伪造数据等问题。严格而言,港大学生会刊物是由大学正式出版的刊物,内容亦影响学刊及大学声誉。学生会刊物委员会面对具争议的内容时,有责任向大众详细交代,合共多少人负责收集及整理数据,如何收集及整理数据,以及每篇文章的作者及编辑是谁。这也是一般公开刊物文责自负及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

  香港仍有“煽动罪”

  另一方面,大学学生刊物的编辑部不可能逃避责任。二○○七年,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刊物《中大学生报》的情色版内容,因接获投诉而诉诸法庭。其后,大学向学生报的相关学生发出警告信。近年来,香港大学的学生刊物经常发表涉及“港独”的内容,且频率似乎越来越多。校方的处理手法值得关注。从宏观的社会角度看,一九五一年,港英政府制定了《刊物管制综合条例》,严格规定防止个人或组织利用大众传播散播破坏香港社会治安、煽动动乱、诱人犯罪及损害政治稳定的言论或刊物出版。虽然整体条例于一九八七年撤销,不过,香港现时仍有“煽动罪”,任何人发表煽动文字或刊印、发布、分发、展示煽动刊物,引起憎恨中央政府或特区政府,或激起对其离叛,即属触犯“煽动罪”,初次定罪可被判监两年。现在,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已在社会广泛报道,若然内容涉嫌损害政治稳定及影响社会秩序,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密切留意。否则,刊物内容有机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动乱,上世纪的新加坡便曾发生。

  现时,香港不论在立法会选举,或是在社交媒体、大学及中学里,都出现“港独”言论,甚至有组织有行动。香港政府需要检讨管理选举、公共传播以及教育机构的相关法例,从而应对“港独”蔓延,维护香港社会秩序及政治稳定。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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