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文鸿
九月立法会选举，理性而言，政纲只应有两条：一是反“港独”，二是要发展。
反“港独”是原则和法治的问题，不是选举策略的技术枝节。若容忍“港独”，不论谁在立法会胜了，获得最多议席，也是香港与中央政府输了。
立法会的多数议席若不在立法会内外压制“港独”，反而让其成了气候，“港独”便可藉立法会扩大宣传、影响，也会进一步挑战政府，以及国家在港的主权与治权。最根本之策是将“港独”屏蔽于立法会与区议会之外，不让其进入建制捣乱和渗透。这便只有简单且清楚明白地根据基本法，以香港现有的法例将之排除、取缔。不可能再有什么政治谈判、和解。由于香港本来就存在反中反共的土壤，也有外国势力介入，不以法治立法将“港独”禁制，别无他法，也不应存有幻想。只有在法治禁制之后，才有可能在宣传、教育乃至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根本减少反共反中的倾向。
要发展，只能是讲实话、做实事，不退避或欺骗选民。梁振英政府以及之前的董建华、曾荫权政府，及更早的殖民地政府，在香港的体制、政策等方面犯了众多错误，製造了众多问题。立法会选举至少是一次机会，让各方政治来做个检讨、反思，批评政府的行政失误，提出新的主张，使参选者与选民一同受教育。于是，只能讲实话。政府不对，便要批评，政策不对，便要推倒再选，这是立法会的责任与功能。
为什么不主张全民退保，批评殖民地思想的官员维护强势、压抑弱势的政治偏颇？为什么不去坚持标准工时、改革强积金、增建急建公屋（而不是居屋或莫名其妙的富贵长者屋等）、增加医疗和社福措施（不是用保险方法让金融界和私营部门多赚利润）？为什么不督促政府加建快建轨道交通，不要把极其庞大的公帑用来扩建道路，偏顾汽车车主和使用者，难道政府官员真的不懂不顾生态环保、节能减排的城市要求吗？为什么不加强基础教育，推行十五年基本教育，检讨基础教育拔苗助长的失误？日本政府也全面检讨以前跟随美国的教育改革失误，香港为什么不回应家长、学生、僱主的投诉，不看到众多学生捨弃香港教育往外跑的警号呢？曾荫权政府建直资贵价学校，引进外国名校等，把公帑和社会资源偏于有钱阶层，而不是把教育作为投资社会、建设社会大政策。
回归前，港英政府布下了许多政策陷阱。回归后，各届政府没有克服这些陷阱，更没有面对新的问题认真应对，今天的香港变成百废待兴。梁振英政府做了一点事，却远为不足。立法会选举正好把这些失误、问题和政府用力不足之处，逐一揭露，认真辩论讨论。即使对梁振英政府政策也应是其是，非其非，这才可确立几年一席民主选举的意义与功能。假若选举不反“港独”，不要发展，由此选出来的议员，不管政治取向如何，在新一届立会也同样不会反“港独”，要发展。这样的立会便丧失了宪法所规定的权与责。
（作者为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