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昭
立法会今日就西九文化区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一事召开特别会议，邀请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到场解画。
而在会议前夕，政府就相关问题作出了一些披露，包括未能事先进行公众咨询的原因，以及邀请建筑师严迅奇操刀的考虑。
从最新资料看来，政府未能及早将计划公布及进行公众咨询，确是有一定原因及难言之隐的。须知道，在港兴建故宫文化博物馆，事涉故宫这块无价品牌以及大批珍贵文物，而在国家相关文物保护条例下，对故宫品牌以及馆内藏品的使用和外借，是有严格规定以至法律规管的，并不是要建馆就可以建、要借文物就可以借，事情未发展到一定阶段，确实是必须保密、无可奉告的。
眼前，立法会反对派议员不是在强调要跟足规矩办事和什么程序公义吗？那么，香港有程序公义，难道内地、国家就没有程序公义这一回事了吗？是否同意在香港特区兴建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及借出大批珍贵文物作长期展览，难道故宫当局、相关部门以至中央政府就没有一大堆程序、文件、法规、咨询、会议等等需要完成吗？
而在这一庞杂过程未完成前，香港特区政府作为宾位一方，又岂可越俎代庖，在主家未作宣布前自己先在港大锣大鼓的进行公众咨询？万一咨询之后，香港公众大表欢迎和支持，但最后北京那边出了问题，博物馆不能建、文物也不来了，那岂不成了大笑话，特区政府又如何向立会和市民交代？
因此，在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一事上，以程序问题去质疑相关决定，因为事前未作公众咨询就认为决策有不妥，甚至企图以此推翻建馆的决定，是本末倒置和别有用心的，绝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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