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赤琰
“七警案”被法庭重判，每人要坐牢两年。警界的回应强烈，连退休的警察也感到义愤，毅然站出来参加警队的抗议集会。三、四万人的抗议集会，也有感到不平的社会人士参加。此外，已经有不计其数的人表达了不满，连日街头巷议，示威不断。众多冲击警察被送上法庭的，不是被判无罪，便是轻判去“服务社会”，即使有人坐监，也不过几天几周。如此颠倒是非，真是警贼不分了！
由此可见，“七警案”如此判法，引发警界几万人出来抗议，不但是史无前例，也给破坏警界与法官司法关系创下了先例，对于社会秩序而言，更是创下了一个鼓励示威者违抗警命，甚至用行为来挑衅警权、攻击警察的恶例。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七警案”判刑，可以说无论在实践上或概念上，都将警权给搅乱了。
警权与执法权力须维护
在实践上，警权其中一项最根本的权力就是警察执法的权力。挑衅的行为可以无穷无尽，最常见的有不听从警察现场维持秩序的命令，用各种形式包括污言秽语、肢体语言、持械对抗、利器威胁等，更常见的是反抗警察逮捕。正是因为要维护警权与其执法权力，所以全世界多达九成九国家和地区的警察，都配备武器，最普通的是配备手枪、警棍，出现动乱时更为警察加倍武装，荷枪实弹。既然在执法行动上给警察武器，这既有阻吓的作用，当然也赋予警权在法律范围内动武的权力。
由此可见，警察有执法权，但不是特权。任何一种权力，有其使用权的条例规范，也有监管运用权力的条文。尽管有这种合法使用权力的规范，可是负责司法的法庭，在处理警权有无被非法使用的案件时，不单要考虑到权力客体（即警察的对手）的权利，更要慎重考虑的是权力主体（即警察本身）的权利。因为破坏社会秩序造成社会不安的往往是来自社会的人群，要不是社会人群中有人製造麻烦，警察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去镇压他们，一旦出现社会乱象，秩序被扰乱，警察动用武力往往是出于执法上的需要。法庭在处理警民冲突的事件时，要重点考虑的是警察在执法时有无必要动用武力。如果现场环境不为警察能力所能控制，案情有利于警方往往是不二考虑，否则一旦判决不利警方今后执法行动，无异是鼓励社会不法之徒犯法，打击维护社会安全的警方执法意志。
这不是偏帮警方，而是从司法的角度考虑，警察是执法最前线的人员，前线被不法之徒攻陷，处于第二线的法官根本就无能力司法。不是吗？警察不抓人上法庭，难道要法官上街去抓人吗？也正是因为有见于警察与法官是司法的“两位一体”，所以全世界都有司法制度将法官与警察置于“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将法官与警察置于“制衡”的关系。即使普通法下的警方与法官不是“两位一体”，但实行普通法的英美加澳等英联邦国家，他们的法官面对警察被控非法伤人杀人的案件时，往往会将犯案的即时环境置于重要考虑之中。
在社会秩序受威胁下，警权重于案犯的人权，在英美法官审案时，是毫无疑义的事。美国法官经常为警察杀人案，判警察无罪，是考虑了本于社会持枪作案的恶劣环境，因此便有不顾人权而顾警权的司法现象。
“七警案”的判决刚好与英美加澳的做法相反，把人权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把警权降格到有如“强盗”的地位，不是吗？强盗的“原罪”正是不该抢盗而去抢去盗，警察抓人不当警权所需要的条件，那便变成警察的“原罪”，被判坐监两年也就是“原罪”下理所当然了。
案发环境条件应考虑
其实，如果法官有考虑“佔中”时复杂恶劣的社会环境，便会看到“七警”之所以“打人”与其说是滥用警权，不如说是当时的安全条件所使然，来得更合理与合法。因为“七警案”发生时，在金钟佔领街道者连番挑战警察，甚至暴力冲击，警察日以继夜，疲于应付，心力交瘁有好长的日子，甚至还不断有警员执法时受伤的事件发生。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事发当晚，情绪激动的“佔中”者已然与警方对峙，险象环生。警察突然被人从高处倒下一桶不明液体，警员受惊与出于自卫，马上逮捕滋事者。
从当时现场的情况来判断，法官应该看到一个无可争论的事实：拒捕，否则警员怎会用上七人的警力去抓滋事者，可见就在拒捕与反抗的情况下，七警出于滋事者顽抗与暴力，出手制服的过程中动用武力，即使不当，也该视作是抢人抓人所难免的动作，更何况七警抓滋事者的现场，还出现示威者与警员“抢人”的不法行为。七警在忙乱中把人放在远离示威区的“阴暗处”（媒体之言其实是“安全区”）再制服，可当作是“警告”，又有何不合情理。若论合法，若发生在美国，恐怕滋事者早被当成危险人物而被当场正法。
特区法官手指拗出不拗入，如此悖理悖法将七警判为严重犯法，警察若罢工，叫司法界怎么办？今后如何善后？恐怕这得要进行司法改革才能修补法官与警员的关系。
（作者为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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