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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赤琰:应如何看待领导人任期问题

  文 | 郑赤琰

  如果单单从取消首长任期的期限去看问题,也都不是绝对的对或错的问题。无论从实践或理论去看,将任期限制在一任(四年或五年任期)或两任(八年或十年),都有好与坏的后果。好处是让人才有更多机会去竞争,也可有更多新的执政方法推陈出新,同时也可让选民有更多机会去表达他们的诉求,从而体现民主政治。但是,坏处同样也不少,最显著的是太频密更换国家领导人会导致政策“朝秦暮楚”,政策难有连贯性,令国人与国际无从适从。再者,领导任期太短,没法有重大的发展计划,因为重大发展往往需要更长时间与资源,更何况人才剧烈竞争下,各尽标新立异,不会继承反对派的政策与计划,因而把发展计划中途废弃,浪费时间与资源,这种损失大到难以估计。还有显著的坏处是国家领导人才难求,一个难得的领导人很快被换掉,后继无人的体会常见于西方国家。

  领导人任期长短本无标准

  也正是因为好坏皆见,因此西方国家也都不能统一规定任期。英国的内阁制,首相任期可以无限延续下去,可长也可短,全看政党选举能否长期掌握议会多数,党主席又能干也享有党内的领导地位,便可以当首相长达十多二十年。宪法上可以无限期,但实践起来却难持久不变换领导。美国在罗斯福任总统期间,曾当了四届总统,他在位病逝,促使1950年修宪,改订为任期两届共八年。但战后任期有限的做法也未尽见优势,反而是短处不少,政策改变而又未兑现竞选诺言的事实频频发生,眼前的例子便可看到特朗普上台后,把前任奥巴马的重大政策如TPP、医疗改革、国际贸易、移民政策等,全都断然废弃,引起民主党与其选民怨声载道,支持民主党的选民还多过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如此一来,民主又何解,只有失意的选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好在东方国家的文明歷史也有自己的精华,很多国际问题与国际发展,也有自己的见地,并非盲目跟随西方的做法。就以亚洲三大国的中国、日本与印度来看,印度採行总理制,沿袭自英国内阁制,总理任期没硬性规定,可长可短,视其领导能否孚党内外的众望。事实上尼赫鲁、甘地夫人的任期要非任内去世,还可在位更长。日本的行政首长制也追随内阁总理制,任期没限制,视其政党能否赢得选举取得政权。事实上自民党长期执政也长期垄断国家领导地位,尽管期间有民主党选上但只属“少数党执政”(Minority gov't),要靠其他政党联合执政,寿命不长,很快又把政权转回自民党。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别的是前者不主张政党竞争取得政权,后者则主张政党竞争去取得政权。前者重视社会利益为首,个人利益为次,后者则重视个人利益为首,社会利益为次。要不是中国在过去四十年取得“奇迹”般的发展成就、要不是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成就、要不是国家有四十年安定繁荣的成就,中国共产党不会有信心相信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向全球推介中国的“发展模式”。这次的重大行宪决心与修宪决定,绝不是为个人的权力铺路,而是将数十年来的国家改革取得的经验,以修宪的方式加以确认。

  此次修宪的决定,可以说是为亚洲展示一个突破,也可说是向欧美向世界提供一个政经发展的借鉴模式。一个多元的世界,怎可以没有多元的政经发展模式以供参考与选择呢?如果中国没有过去数十年的发展成就与信心,没有重大脱贫的成就,中国再大力自我叫好,世界也不会盲目相信。中国在党的十九大作下决定,又在这次准备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目的正是要把成功的经验在宪制上予以确认。

  中国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是一个重大歷史事件。事实上,“习思想”的根源,既有承先,也有启后,承先是继承了建党早期决定下来的政治价值观,以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把过去五年习近平领导下所得出的巨大成就经验,进行更高维度的总结。

  在过去五年来,中国取得全面的成就,不断走向全球化,更有“一带一路”、“金砖五国”等重大的全球化重大工程。在重大的国内建设成就,与重大的国际发展规模中,将“习思想”纳入宪法,不但可给予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有行宪的规范,同时也向全球提供另一个发展的选择。把如此宏伟的发展抱负看成是所谓的独裁的动作,那真是小看中国共产党的人才库有多充实、小看中国全民的智慧,更看不清中国用四十年的时间做出举世纳罕的成就是如何得来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二百多年来,西方与日本都把中国人看衰,把中国看扁,但中国一路走来把所有外来的侵略击退,一路来也相信中国的文明会促使中国再创造新的世界文明的另一个选择。世界文明多元化,世界发展模式不会单元化,这是中国这次向世界送出的强而有力的讯息!

  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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