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剧的感染力不仅来自故事、人物和场景，更来自抗战历史传递出来的中国人民的正义追求与顽强信念。艺术品格和精神价值的双重实现，是抗战剧吸引人、感染人的重要保障
●新世纪以来的一些抗战剧，在不断进行艺术创新、个性化探索的同时，受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出现了急功近利的浮躁之气，娱乐化创作倾向凸显
●对抗战历史有总体性的把握，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最基本的判断，这是抗战剧创作的起点，不能置一切推动历史发展的努力于不顾，置新时代下一个不断确认的文化自我和国家民族的精神传扬于不顾
战争题材影视作品，因为先天具有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纷繁复杂的人物事件、恢弘磅礴的战斗场面等，长期为影视界所钟情。尤其是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电视剧，讲述当下国人熟悉甚至亲历的历史事件，再现那些激荡人心的历史瞬间，具有广泛的观众基础，在当代荧屏上占据很大比重。一个基本共识在于，抗战剧的感染力不仅来自故事讲述、人物塑造和场景再现，更来自战争书写与历史表达所传递出来的中国人民的正义追求与顽强信念。艺术品格和精神价值的双重实现，才是抗战剧吸引人、感染人的重要保障。
创作演变的两个趋势
一般说来，抗战剧主题明确、叙事宏大，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审美诉求，旨在通过对抗战历史的资源发掘与艺术加工，增进观众的历史认知和民族情感。题材的特殊性决定了抗战剧的思想教育功能。1984年热播的首部抗战题材电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讲述的就是“九一八”事变后，地下党与日寇英勇斗争的故事。此后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也是聚焦革命队伍的艰苦卓绝、勇敢顽强，宏大叙事及其主题表达日渐娴熟，与当时的抗战电影以及其他红色主题的作品形成了呼应。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业蓬勃发展，抗战剧也进入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从2001年到现在，全国发行的较有影响力的抗战题材电视剧有百余部之多。《历史的天空》《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溜》《中国地》等作品，尝试打开创作视野，跳出单一化的叙事模式：有的注重讲述传奇故事，有的深刻表现革命精神，有的努力挖掘英雄身上平凡人性的一面，有的创新视听表达以提升审美内涵……总的来说，主题内容和表达手段不断丰富，具有艺术个性的作品大大增多，创作生产与时代现实、社会思潮甚至是国际语境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
从时代文化建构的高度来看，反映历史和时代的本质真实、塑造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满足普通观众的审美期待，始终是中国抗战剧创作生产的努力重心。新世纪以来抗战剧产生的上述变化，一个趋势是尝试克服早期抗战剧在人物形象、艺术表现、故事讲述上的种种不足；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是，抗战剧创作受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出现了急功近利的浮躁之气，娱乐化创作倾向凸显。
抗日“雷剧”的价值迷失
从《抗日奇侠》《黑狐》到《一起打鬼子》，铜头铁臂、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裤裆藏雷，一再出现的抗战“雷剧”让人大跌眼镜。新版《铁道游击队》中，主角单凭一台“脚踏车”便能杀敌，凌空飞起拦火车、躲子弹、碾日军，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类似的构思已经成为抗战剧的一种习惯性思维。
指责雷剧并不是要否定抗战剧的通俗化。事实上，在抗战题材影视剧的历史上，通俗化手法渊源有自。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抗战电影就要求“最好是讲农民自己的故事”“采用浅显通俗的表现方法”，战时影片拍摄在艺术上更是普遍讲求故事简洁明了、动作直观，甚至要求“内心表现不能太复杂”。这种创作认知是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时代精神相契合的。但是当下不少抗战剧对故事传奇化、人物通俗化甚至庸俗化、抗战事件游戏化的追求，已不仅是把抗战戏变成小品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深层的价值迷失。
抗战剧弘扬红色文化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个中的理想与信念、执着与奋斗、牺牲与担当也不言自明。但是，像打了鸡血一样不亦爽哉的抗日场景真的能唤起我们的民族情感吗？娱乐化的历史书写，还能给我们以教益吗？无论何时，不能忘记的是，只有真实才有生命，只有尊重历史才能得到良性的传播。一些陷入闹剧的抗战剧，已然丢弃了中国战争题材和历史题材的传统文化底蕴，徒有夸张、扭曲、戏谑的展示，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教益悄然退居幕后，艺术的真实和艺术的感染也成了空洞的说辞。
这种沦为商业附庸的抗战剧，不能有效扩展创作空间，只会让创作者愈加短视，在题材经营和手法创新上缺乏耐心，一步步走向同质化。倘若以抗战历史之名行娱乐至死之实，给观众的历史认知和文化认知带来负面影响，这种电视剧即便很火，也注定不能长久，因为它缺乏道义与担当。
回归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对于创作者来说，抗战历史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篡改，任意而为。国仇家恨、生死存亡、敌我对决，这些是抗战题材文艺作品吸引人的重要内核，但为了吸引人，违背历史事实地大肆渲染、拼贴、嫁接，已经构成当下抗战剧创作的潜在风险。要摆脱这种创作风险，走出创作误区，培育抗战剧的扎实之作、诚意之作、精品之作，必须回归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重拾人文情怀，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
真实是历史的赠予。对抗战历史有总体性的把握，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最基本的判断，无论何时，这一创作起点不能模糊。多年来，历史普及也好，专业研究也罢，都为今天的我们了解抗战历史提供了厚实的史料基础，抗战剧创作不能置一切推动历史发展的努力于不顾，置新时代下一个不断确认的文化自我和国家民族的精神传扬于不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出发，尊重历史事实，全面认识战争性质，坚持正义与和平，深入历史进行艺术探索，才是抗战剧创作应有的理性。
寄寓于“小历史”中的人文情怀，是未来抗战剧紧密联系观众的重要纽带。大历史绵延不绝，恢弘开阔，是我们培养历史认知的重要依据。与之相比，凝结在个人身上的小历史，更为个性、生动、多样，能够传达出微妙的时代表情、历史神韵和社会气息，也是历史题材作品吸引观众的重要缘由。创作者若能静下心来，投入更多精力到人物塑造上，以小见大地挖掘开发，从史实中打捞特色鲜明的人物和故事，并且深入人性深处，相信可以赋予作品更多的理解维度和阐释空间。抗战剧的创作创新不仅要从内容上着手，也要重视艺术手法问题。当前的一些创作者对小历史不屑一顾，创作之路越走越窄。事实上，真实历史中所蕴含的复杂命题，还远远没有挖掘充分。
抗战剧既是面向战争与历史的表达，也是面向艺术与审美的创造，更是面向时代与人民的传播。作为这个时代重要的文化产品之一，抗战剧必须承担起文化传播、价值引领的作用。只顾收视率，一味迎合观众市场，满足于数量而忽视质量，为眼前利益放弃长远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掘坟墓。从价值传播的角度，引导抗战剧的创作生产，加强相关的批评引导，是未来电视剧发展的一个努力方向。用好作品感染人、鼓励人、引导人，抗战剧大有可为。期待有更多优秀作品传达出我们对抗战历史的敬意，熔铸起民族自强向上的昂扬精神。（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 丁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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