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起，李叔同在位于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浙一师)任图画、音乐教师，1918年出家为僧，即弘一大师。弘一大师后致函在天津的俗侄李圣章时，总结过自己的教学生涯：“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
杭州人吕伯攸1913年入浙一师就读时才16岁。在他的眼里，“穿一身漂亮的西装、微微地有些髭须”的李叔同就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艺术家”，而“蒙先生另眼相看，却是因为在课外曾经请先生教过诗词的缘故”。“我和先生，也是比较接近的学生中的一个。”
吕伯攸1918年毕业后成为作家。在此后三十余年的为文生涯中，他对业师李叔同的恩谊念念不忘。笔者已发现吕伯攸发表的相关回忆文章6篇，且所述内容大多鲜为人知，值得披露。
气质高雅不怒自威
吕伯攸《绰号》一文记载，在浙一师“读书的时候，上有校长，下至清洁厕所的粪夫，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绰号的———如果一定要说出一个没有绰号的人来，那便是后来出家为高僧的弘一法师，也就是当时教我们音乐的李叔同先生。”
“他是我们最敬仰的先生。我们对于他，自己也不知道为甚么，总觉得是高不可攀似的。我们虽然从来没有受过他的调责，可是，对于他教的功课，谁都诚心诚意地只想做得好。目的并不在分数，仅仅希望他，不要为了自己的功课荒废使他感到一些不快。”
吕伯攸《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一书记载：“个子是修长的，面貌是清癯的，态度是温温穆穆的。当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伟大人物的时候，会把一切贪鄙、欺妄、嗔怒……完全消减。”
“先生的服饰，不久便由西装改为布袍布褂，上面除了几条应有的折痕以外，没有一丝皱纹，穿了数年，终于也找不出一点尘垢来。到现在，我仿佛还看得见他一进教室，便把那件黑布马褂脱下来，谨谨慎慎地折起来，搁在那架钢琴上的神气。”“他的容止气度，不知道为甚么真有那样的力量，使个个人都胁服于他，谁也不敢发出一些声息来。虽然他是那么和悦的对待我们。”也许这就是因气质高雅而不怒自威吧。
和蔼可亲朴实无华
李叔同任教时，总是亲切和蔼的，从不拒人千里。吕伯攸《李叔同先生诗词》中载，同学们经常“从先生学诗，每遇休沐，辄同听啼莺于西泠，或共赏明月于苏堤。‘六桥三竺’之间，时有余辈足迹。”
李叔同指导学生也总是认真负责、无微不至的。吕伯攸又写道：“那时候，我曾发起组织过一个‘嘤鸣吟社’，导师就请先生担任。有一个时期，我竟至把各种功课丢在一边，专门躲在自修室里作诗填词的。先生也乐于指导，常常在一个清晨，就差校役来把我叫了去，拿出我隔夜缴去的诗词，当面用朱笔替我改削，并且随时给我说明要这样改削的原因。”
吕伯攸1944年撰《黉舍忆语》回忆，他曾多次到过李叔同的居室：“我因为常常到他那里去请益，对于他居室中的一切，比较一般同学是相当地熟识的。在那里，除了明窗净几、洁无纤尘以外，最使我注目的是书架上高供着的一个花雕酒坛。坛上绘着金碧辉煌的粗线条图案，在常人看来，觉得非常平庸，先生却以为包涵着无上的美。坛中插芦花三四枝，美点何在?更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书架中格，陈列着一排江北人所制的泥人，当然较诸无锡惠泉山的要拙劣得多。壁上饰着的，并不是中西名画，却是从中外各国的火柴盒上剪下来的图案。这是先生卧室中的情形。隔壁还有一间同样的房间，布置却简单得多了———中央仅置长桌一张，桌上有笔砚画具等等，旁边杂置几椅数事。那是先生写字作画的地方。”
居室摆设竟然如此朴实无华，颇令吕伯攸惊讶。而在这个环境中，吕伯攸一下子就沉静了下来。返璞归真的确不是一种容易达到的境界。透过吕伯攸的回忆，或可品味李叔同对艺术的理解。
李叔同出家前，赠给吕伯攸的“一幅横披，却是先生写的‘至诚’两个字”。这让吕伯攸如获至宝，遂将“至诚”奉为圭臬。
不仅是书法，李叔同对茶亦有研究。吕伯攸在《秋长在室茶话》忆及：“虎跑寺有泉水，清冽而稠……戊午仲夏，业师李叔同(即弘一法师)先生披剃于该寺。余曾偕学友数人，一度往访。师出龙井茶，汲该寺泉水，烹以饷余等。”可见在学生眼中，李叔同的确是一位从形象气质到知识学问，均能对人产生影响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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