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史学普及,使史学走向公众,一直是史学界思考的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兴起了公共史学。这种公共史学是指在公共领域应用的实用史学,主要涉及三大领域:博物馆、历史遗址、历史剧制作等与史学关系密切的领域;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制定等公共领域;家族、公司等私人领域。美国公共史学其实仍是史家本位,强调史学的应用服务,目的是在公共领域找到史学的服务对象,而在人人参与、书写人人方面并不突出,没有解决公众本位问题。而我们现在提出的公众史学,显然比美国的公共史学走得更远,是为了解决史学的公众本位问题。
从历史知识的生产来说,无非是代理与自理两种。几千年来,人类的历史服务方式主要是代理制,史学是在职业代理人的执行下出现的,即政府职业史官记录国家公共历史,专业史家编纂国家公共历史。作为国家、政府及其精英的史学可以代理,但民间历史的记录与编纂仅有代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民间历史太多,无法全部代理,必须人人动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传统的史学服务,也往往是由职业人生产出成品提供给别人来享受。提供通俗史学产品供普通人来消费,就是通俗普及史学,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但这样的史学服务,主动权还是在提供方手中,容易出现偏差,有时难以满足人们的真正需要。我们常说站在人民立场上从事历史知识生产,这一想法固然进步,但仍属代理。到了21世纪的现代社会,我们更要提倡人人参与,自己写自己的历史,写自己认知的时代历史,这是公众自理,也就催生出了公众史学。公众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公众历史,具体地说就是研究公众历史的参与、生产与消费三大活动。公众史学提出了三大口号:书写公众、公众参与、公众消费。它由六个分支(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视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组合而成学科群。这是一个全方位与公众相关联的史学体系。和美国公共史学不一样,中国公众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走的是梁启超提出的“民史”之路。梁启超认为,19世纪以前的史学是“君史”,20世纪以后是“民史”。到21世纪,我们提出的“公众史学”是民史书写的专门化与君史成果的通俗化,是兼二者于一体的。
公众史学的发展,可以实现史学由小众参与到大众参与的转变。历史上的史学参与者史官与史家,人数不多,可称为“小众参与”,公众史学则提倡人人参与。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话容易引起歧义,因为在我们看来“历史学家”是一个崇高的称号,即便职业史家也没有几个人敢自称历史学家。但说“人人是历史认识者”,既是自己历史的认识者,也是所处时代历史的认识者,当不成问题,贝克尔的原意也确实如此。人人是历史认识者,如此人人的历史认识就得到了肯定与鼓励,这当然是历史观念的一大进步。大众参与史学的方式,主要有说历史、写(编、制)历史、听(看)历史、传历史、保档案、保文物六大方式。这表明,人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历史记录者、历史享受者、历史知识生产者。大众参与的方式使公众史学成为关乎人类自身活动记录的学科,关乎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区、每个组织的历史证据保存。它是与人人相关联的一种大众性的史学活动,可以职业从事,更多的是业余从事,是一项人人可业余参加的史学活动,不影响人的正常职业,具有无穷潜力。
发展公众史学,可以较好解决史学跟普通人相关联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史学的关联性”,思考史学跟哪些人相关联的问题。如果史学只是跟帝王将相相关联、与学者相关联,公众在现实生活中看不见跟自己相关联的史学,史学对公众来说就是没用的东西。如果公众史学能建立一套机制化、形态化的史学体系,使史学成为每个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对每个人都有用,这样就可以进一步解决史学的功用问题。(钱茂伟 作者为宁波大学教授)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