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的本质在于人类的同一性，即感同身受、利害相关、命运一体。当人类面对难以避免的灾祸患难，慈善之手便会适时呈现，展示出她超越了灾祸患难的力量。
慈善是世界语言、人类同声。恰如海明威所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所有岛屿都在水下相连，使每个人成为大地的一部分。人类繁衍发展的基础正在于这种意念的相通与互为存在的前提：他人的不幸即为我的不幸，他人的贫困即为我的贫困，他人的痛苦与灾难即为我的痛苦与灾难。由此，我将通过慈善来抚慰他人，也正是抚慰自己。慈善既是助人，也是助己；既是给予，也是获得。所以慈善的意义便不仅在于捐助者的给予与受助者的获得，还在于捐助者通过给予的获得与受助者通过获得所衍生的新的给予。如此循环往复，便结成了人类的慈善之网、希望之网。
自然，慈善并非仅凭单纯美好的意愿与热情蓬勃的行动即可实现。在如此纷繁复杂的社会形态下，倘若慈善缺失了法律的规范、公平的保证、科学的管理与有效的监督，不免就会滋生鱼龙混杂、鱼目混珠的乱象，成为并不逊于自然灾害的社会性次生灾害。
慈善的危机常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善款被侵吞，善意被蹂躏，使捐助者爱心落空，受助者因不得援助而困苦依旧、灾害难平；二便是社会公众由此对慈善公信力的信任减失。
《慈善法》出台之前，社会上确已存在着诸多无序或无理的状况。比如单位或舆论的强制募捐、道德绑架，所谓摊派逼捐；比如空头慈善，欺世盗名，所谓诈捐悔捐；比如弄虚作假，诈取爱心，挥霍善款，所谓骗捐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它们对慈善业的影响并不止于使善款减少，善意淡漠，更是由此引发了公众对慈善本身的质疑与抵触。究其根源，无不与法律的缺失、世俗的积弊与人性的劣处一一对应，如自私、狭隘、贪欲等等，皆与慈善的本意南辕北辙，相悖而驰。
客观而论，慈善精神与慈善文化在国人之中尚未普及，许多人的慈善观还依旧停留在善人施舍慈善堂救济院的阶段，未知慈善业已成为遍及全世界、关乎每个人的互联、互信、互助、共享的社会存在体系。现代慈善早已不再仅仅囿于捐助者与受助者，不再是逢灾赈济、遇难施救的应急事务，自然更不是一些人中饱私囊、自私自肥的生意圈。
《慈善法》的出台正是针对诸多社会问题，着眼于慈善事业的现实需要与未来考量，旨在从源头上建立起政府、社会、行业三位一体的全面管理体制，扭转过往为人诟病的陈规陋习与人性阴面，使法律与诚信贯穿于慈善活动始终，既将人性之善，也将人性之恶置于阳光与透明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讲，《慈善法》所确立的便不仅是慈善领域的法律原则、基本制度与操作规范，更是对整个社会关系的一种调整与规理，对人性以至国民性的一种修正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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